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以上情况发生呢？笔者认为，从最为直接的角度而言，单纯依靠政治话语看待民生、解决民生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在纯粹政治话语的支撑下，在性质上，“关注民生”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虽然就社会主义本质而言，“关注民生”可以看作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16]然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的这一特征在总体上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竞争这一更高的政治要求，[17]其时出现了所谓的“苏联模式”就是试图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高速增长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在经济总量上的胜利，而这样一个政治要求及与此相伴的“苏联模式”也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宣告完成，人们迫切的希望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的高速增长体现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优越性，所以，“在1949—1957年时期，中共领导内部在采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是普遍一致的”。[18]换句话说，在1956年、1957年这样两个特殊的年份，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虽关注民生问题，却又将关注和解决民生视作一个手段性任务，突出发展重工业、显著扩充经济总量却是更具目的性选择，这一点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得到了充分显示。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一方面，毛突出强调要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以“保障人民生活”，然而又着重说明其最终价值仍在于“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19]另一方面，“毛泽东攻击了苏联过于着重重工业的做法，但又重申了对重工业对投放资金的要求是首位的”。[20]这样，在“政治挂帅”的背景下，“生产力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总量的增长”、“民生”三者关系被简单化了——它们之间似乎可以直接划上等号，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总量的增长即意味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民生问题将会随之解决，民生问题的解决似乎成了计划体制下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副产品；而反过来说，民生问题即使受到特别的关照也仅在于其可能影响到了“稳定”并进而影响到了经济发展及相关政治目标的实现。这样，从总体性质来看，民生问题及其解决只具有手段意义。或者说，在1956、1957年那样的年份里，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虽怀揣改善人民生活的美好心愿，但却对实现计划体制下经济高增长，获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抱有更高的政治热情，在这样的热情鼓舞下，通过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平均主义体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将更多的资源投放在工业及重工业建设中就显得最为重要的。[21]
其次，在纯粹政治话语的支撑下，民生主体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除了使“民生”在性质沦落为一个手段外，纯粹政治话语中包含的“阶级划分”及“阶级斗争”内容也严格限制了民生的主体范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主要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考察：第一、在“阶级斗争”的政治话语下，“人民”范畴以外的人群并不能作为民生的主体，这样的人群，只是被打击和消灭的对象。需要看到，民生的主体的范围一直是民生问题的重要方面，譬如，孙中山先生提“民生主义”时认为民生是“人民的生活”，[22]然而孙却明确指出人民的范围，即“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23]换句话说，孙中山所说的人民与“‘国民’和‘群众’是同义的”。[24]然而，在阶级斗争的政治话语下，“人民”的范围显然缩小了，1956和1957年的中国，在任何领域，“人民”和“非人民”都被严格的区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25]就是在提醒人们要分清这两类人群，并依据这样一种政治划分处理民生事务。[26]第二、即使在人民内部，因为阶级成分不同，人们所获得的民生待遇也是有所不同的，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表现就是让“先进”的工人阶级获得更充分的生活保障，而“落后”的农民阶层的待遇则差了许多，[27]这就有了所谓的城乡差异。[28]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早在“1953年和1955年春的农村粮食危机，已预示着以日益增长的城市需要为一方，以农村需要为另一方的潜在的广泛冲突”。[29]而在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中，这种民生待遇上的差异又被进一步拉大了，“在1958—1962年的‘大跃进’危机的高峰期，政府用于农村救济的费用每年少于4.5亿元，集体农业中的每一个人每年合0.8元左右，而粮食短缺地区的集市价格已经达到每公斤2—4元，集体单位内部的公益金并不能成为对饥饿农村人民提供有效援助的另一个来源”。[30]“几种以经验为基础的证据表明，这次饥荒[31]不均衡，主要在农村”“到1960年，农村谷物消费量下降了24%，而城市消费量下降不到2%。在1961年，全国平均消费量达到最低点时，农村消费量下降52公斤或25%，而城市消费两只下降15公斤或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