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改革三十年答友人问
田飞龙
【全文】
1.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在全球视野下，当今中国存在的（重大）问题，挑战与机遇。未来三十年中国的走向，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与世界格局如何估算？（1000字左右，最好必答）
这些问题都太大，都需要深入全面的观察与专门的研究。下面我仅能从从与我的专业（公法）有关的视角以及朴素的文化认知提出初步的看法。
改革三十年的主题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继续现代化”，这是对始自1840年的历史大转型的命题的继续。就政治层面而言，中国近现代的全部主题就是民族国家的建构，这一任务至今没有完成。中国现代化在1949年获得了最基本的一个前提——国家独立，在1978年获得了另外一个前提——中观威权（后威权）结构。正是由于对外独立，国家建设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和平与连续的环境，同时由于威权与建构理性的弱化，经济与社会自由得到重要的发展。只有大致具备这样的历史意识，将改革三十年与整个中国的近现代过程相联系，任何针对这三十年的历史评价与预测才是科学和有意义的。
当代中国存在的最重大的问题是社会价值的底线共识与社会分配的基础公平问题。30年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社会道德却在自由化与多元化的“掩饰”之后走向混乱的丛林状态，贪污腐败、夫妻反目、师生相戮、欺诈横行、漠视生命，自由化的“市场迷信”和他律化的“法治教条”遮蔽了社会建设中的道德主题。因此，关于新时代“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改革还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并引发新的社会对立与冲突——这在不同的差别结构里得到释放，构成政治社会的巨大风险，比如群体性事件、社会泄愤事件。这需要我们关注社会分配的基础公平问题，除了面向市场的规则公平建设之外，还需要在市场之外发展保障公平，以回应人性之中自由和安全的双重需求。
挑战与机遇是并存的。30年经济改革基本解决了市场化的理念与制度的结构性问题，新的三十年里则需要重点针对政治民主化所指涉的新的合法性基础问题，逐渐释放意识形态上过重的合法性汲取负担。这可以从政治法律结构的民主程序入手，提供总体制下丰富的多层次民主，大力推进影响公民具体生活的参与式民主的发展，通过适当的分权、民主的参与和协商以及权力与权利的合作模式，满足社会参与治理的现代趋势，将整体风险分散化并进行程序控制。在国家正式权力过程可以进行缺省决策权的公众参与，将民意“铭刻”入权力的权威结构之中；在非国家的自治过程中（如村民自治等），试验小范围内的直接民主与协商理性，达到培养公民人格与现代公民社会基础的目的。参与和自治都需要某种意义的“放权”，这需要我们反思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党的领导是否存在强度梯度——即分别不同的事务与领域，党的领导可以有不同的强度和权力？比如高等教育领域明显不同于普通行政领域，党的领导可以弱化；社会自治领域也是如此。党应该更加关注宏观政治过程，关注立法的科学性与理性问题，关注整个民族与国家的结构性问题，对于社会能够通过法律监督以及自组织便能自主运行的事务与领域，党可以适当弱化领导或退出。有所进，有所退，而不是在所有领域都将党的领导发挥到极致，从而窒息社会自治与自主的空间，这是未来中国政治需要高度智慧处理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