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从重大突发事件中所能感受到的国家干预
1.SARS中的国家干预
2003年，中国面临了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这场危机不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威胁，同时也引发了道德危机和对法律的冲击，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有的地区出现了借机抬高据说可预防“非典”的白米醋、板蓝根等的价格，接着又推动了医用口罩、消毒剂、体温表等与防治SARS有关的药品、医疗器械和用品的价格迅速上涨，由此导致了许多居民大肆囤积相关物资。面对这种情况，国家对生产口罩用的棉纱、卫生纱布与生产过氧乙酸等消毒液用的化工原料价格实行了临时性干预措施，加大了对价格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为了防止SARS的蔓延，政府依法采取了包括限制或停止集市、集会及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兴建大型传染病专科医院，征调军队等各级各类医疗保健及防疫人员参加疫情控制工作，强制隔离治疗传染病病人和病原携带者等非常措施，这些举措迅速遏制了SARS的传播与蔓延。为了弥补“SARS灾难行业”的损失，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税、减费、节支、贴息等应急性的财政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帮助这些“SARS灾难行业”渡过了难关。
2.雪灾中的国家干预
2008年初，中国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极为严重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面对这种50年不遇的灾害，国家采取了疏导滞留旅客，抢修电力通信设施，恢复交通，调拨救灾物资，加强价格监测分析，全面清理涉及鲜活农产品销售环节收费，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加强市场巡查和价格监督检查，对部分商品价格实行差率控制和限价，发放受灾补贴，实行相关的税费减免政策，及时调整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对紧急进口的柴油给予进口税收优惠，投放包括肉食在内的中央储备，组织协调鲜活农产品的供应，保障食品安全等干预措施，把雪灾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
3.大地震中的国家干预
2008年5月12日，在中国汶川发生了里氏8级大地震。对此，国家本着人本主义精神，全力主导了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工作，一方面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动员全国人民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另一方面又针对灾后可能出现的物资紧缺、价格上涨、疫情发生、灾民安置等问题，采取了抢修运输路线、组织和调运抗震救灾物资、恢复灾区商业网点、稳定灾区市场、对灾区群众生活必需品和救灾物资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打击价格违法行为、核销部分乡村债务、加大灾区的信贷投入、增加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强化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加强商品质量监测、加大流通领域建材质量监管力度、加大灾区疫情防控力度、对因灾生活困难的群众实施临时生活救助、加强救灾物资的审计监督、确保灾区饮用水安全等干预措施，从而安定了灾区人民的生活，增强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
以上这些干预措施，对国人来讲，大都是受益者。假如没有上面提到的以宏观调控的形式进行的干预，那么，我们可能还生活在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和经济忽冷忽热的轮番“轰炸”之中；假如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政府束手无策、无所作为或者干预乏力，那么，我们可能还生活在极度恐慌、生存无保障、社会秩序混乱的环境之中。
五、中国国家干预绩效的国际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一种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对于这种发展模式，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存在着不同的分析和评价，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在中国较大规模的传播，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有关“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讨论，已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究竟应当实行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的讨论。这一讨论又集中地表现为怎样界定政府在中国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地位，具体讲，就是要厘清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要不要干预经济，在多大范围内干预经济，用什么方式干预经济等。对此，当然有不同的认识。笔者在此想着重介绍国外学者对中国国家干预经济绩效的评价，以加深国人对国家为什么干预经济的认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M•科茨曾经应邀到《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社做讲演并发表了题为《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中俄经济转型经验比较》的文章。在文中，他把俄罗斯的经济转型称作是“新自由主义转型战略”，把中国的经济转型称作是“国家指导型转型战略”。他在对这两种转型战略进行比较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无效的、失败的转型战略，它不能实现其所承诺的目标；中国的国家指导型战略既是一种瞄准转型又是一种瞄准发展的战略，它是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惟一有效途径。他甚至警告说，“如果中国放弃了它先前的战略而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途径，那么这可能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3][4]”。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2006年9月2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处方可谓背道而驰。[5]”这里，笔者无意对新自由主义做出评判，但是，笔者认为科茨和波波夫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