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资本并非天生高贵一样，劳力也并非原始低贱，资本（其实质是资本的所有人）与劳力（其实质是劳动者）的关系，是由它们各自的稀缺程度所决定的。倒底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实乃天意，而非人心。此二者的关系并非恒定，而是流变的。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如果非要用“压迫”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每个人是不是无时无刻不在“压迫”着地球呢？更何况，牛顿他老人家告诫世人：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本无吃亏或占便宜可言。
当理智不充分的时候，情感就必然占了上风。
所谓的社会问题，并非哪个人或哪些人精心策划、谨慎实施的，而是一个既定社会（姑且认为不同社会之间还存在相对独立性）所有成员的合力使然。政府并非置身于世外，而成为天然的医治社会疾病的专家。相反，可以肯定，政府本身就是产生许多社会问题的始作俑者。
说得好：“改革（即政府干预经济与社会）最初的动力并不来自于政府，而是市民社会自身。”但那是西方，肯定不是中国，更不可能是今日中国加强政府管制的借口。请问：中国曾经有过市民社会吗？市民社会经过长期、充分的自我发展了吗？在如此重要的前置条件存在根本差异的情况下，滔滔不绝的转述西方理论——只能成为笑话。
该文为政府“协调利益冲突”之功能大唱赞歌。细想之下，不禁生疑。政府听命于谁（至少是理论上。现实中，根本就是自作主张）？答曰：议会。那么，议会又是如何构成的？答曰：显然是在国家中占据主导力量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的集合。在这样的一个传导机制中，政府能够协调利益冲突吗？恐怕是：捍卫利益差异、使利益差异正当化并且加剧利益冲突吧？马克思先生告诫世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虽然具有调和阶级矛盾的可能，但必然是在不触及各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展开的。什么财富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那不过就是美丽的谎言罢了。相信这样的话，与相信卖瓜的王婆儿的话的后果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世界尚未进化到诚实不会造成不利益的程度。
国家，是鲜活的现实，而不是浪漫的想象。政府永远都是利害相关的局中人，而不是超然世外的局外人。
税收的本质是维系国家机器的远转，至于这个机器的马力有多大，则是由机器的设计者所决定的。令人恐怖的是：某些国家机器是由机器自己所设计的，马力大小，任凭随心所欲。好家伙，这分明就是——印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