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程序保障方面，财产保全制度过于简略。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有关财产保全的规定仅有6条，只是十分简略地规定了诉前财产保全和诉讼财产保全制度，对于在实际运作面临的债权保护具体化，以及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甚至在保全程序上如何处理保全申请等等，都未予以明确。总体上说保全程序很不健全。在德国和日本，特别制定有民事保全法，在英美国家，也设置有信用保证及诉前财产保全制度。而且可以说，与作为财产保全制度的要求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财产保全制度过于简略，使我们对债务人非法转移、处分财物等恶意损害债权人权利的行为，难于从司法层面严密防范。
第三，破产法与民事强制执行程序缺乏配合协调。一般说来，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是针对某一债务人不履行某一债权人的债务时，所设立的强制实现程序，破产法是某一债务人资不抵债时，如何在全体债权人间公平合理地实现所有债权人债权所设立的程序。前者是个别债权执行程序，后者是概括债权执行程序，两者具有天然的联系。当被执行人是企业法人时，如果其无法兑现某一债权人已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债权，而其债权人又有两人以上的，即符合企业法人资不抵债、无法清偿到期债务这一破产条件，就应立即自动进入破产程序。否则，就会加大市场风险，导致更多人无法实现其到期债权，法律白条增加，“执行难”现象加剧。然而，我国现行破产程序和民事强制执行程序完全独立，管辖上也各有自己的规则。同时，单就破产制度而言，还同时有两套不同程序，分别就国有企业法人和非国有企业法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试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结果不仅造成破产法上的混乱，而且导致民事强制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无法正常衔接，企业法人长期欠债不还，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却照常生产经营。使已经表现为具体化人权的债权最大程度实现的希望，在被执行人的生产经营中逐步消耗，严重损害全体债权人合法利益。
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及有财产也抗拒执行，是长期存在的“执行难”两大症状。要切实解决上述问题，保障债权人的基本人权，就立法层次而言，以下方面应当纳入我们的视野：
首先，制定单独的强制执行法，对强制执行中许多重要问题加以明确详尽的规定。
其次，加大对逃避执行、抗拒执法者的惩处力度。鉴于执行状况日益恶化，逃避执行、抗拒执法的情况日益普遍，并已造成严重的债权人基本人权的现状，立法上应考虑强制性惩罚措施的增加和惩罚力度的加大。如，可否对恶意逃避执行者采取人身限制措施来促使其履行债务，提高罚款上限，细化刑法处罚可操作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