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执行难”是道从中国历史沉积中演化出的跨世纪的难题，一直深深困扰着我国各级法院的执行工作。该难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研究后大多认为：大量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导致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社会信用关系得不到有力保护，商品交易安全缺乏保障，大量资金不能充分利用，扰乱了经济秩序，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破坏了法制统一，损害了法律的尊严，违背了公正、公平的社会价值观念，与依法治国方略格格不入，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人民群众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心，甚至引发一些群体性事件，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严重干扰了社会稳定。它不仅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基本利益，更重要的是它损害了法院作为司法裁判机构的基本威信，妨碍了国家法律在具体案件中的实施，从而最终破坏了宪法和法律确立的法律秩序。对此，在探讨民事“执行难”问题的原因后，学术界提出了不少的建议，实务界也进行了很多的改革和尝试。
笔者认为，这还只是感性层面。在民事执行中，能否全面、及时、正确地执行生效民事裁判，不仅关系上述方面，不仅仅是关系国家司法权威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更重要的是关系到申请人的人权、被申请人的人权和相关人员的人权。在完善和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时，应当更重视和强调强制执行法的人权保障价值。
当国家在规定、赋予和昭示公民享有广泛的生命权、财产权、人身安全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等“实体性权利”、“原权利”、“第一性权利”时，民事强制程序必须发挥其正当程序保障权作用，赋予公民为保障“实体性权利”、“原权利”、“第一性权利”的“程序性权利”、“第二性权利”、“救济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最低限度人权的具体基本内容，我国的人权保障才能完整和落实。
简单地说，在生效法律文书的强制执行环节中加强对申请人、被申请人以及相关人的权利保障，就是对强制执行程序的人权保障。然而，民事强制执行程序，要真正起到正当的程序保障作用，在人权保障上它应当而且必须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它是民事实体权利等具体性人权的保障和维护者，是一种“程序性权利”、”第二性权利”、“救济权利”；第二，直接阐释着民事执行中基本人权的内容，不能出现对基本人权的无理限制，它是“正当”的，此时它又直接表现为“实体性权利”、“第一性权利”、“原权利”；第三，当上述两个方面在运作中出现非正常状态时，通过自身程序和其他程序的配合，能使之回复到正常状态，即通过程序对程序本身的保障作用，实现程序对人权保障的良性运作，是上述两类权利的“程序性权利”、“第二性权利”、“救济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