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辨谬或纯形式的目的——譬如在数学或逻辑考量中，我们不能略去绝对的精确性。但是，当涉及描述自然界，或者规范人们的行为时，我们却无法达致那种绝对的准确性，因而我们只能准备接受缺憾——尽管我们必须坚定地持有完美的理想，直至意识到实际的成就与理想之间存在着差距。认识到理想的必要性，以及我们自始至终都缺乏达致完美的能力，是头脑明智和道德观稳健的表现。
前述对法律中的逻辑绝对主义的批判，同样适切于法律的道德内容。
将法律与道德等同或者声称二者相互独立的做法，都未能对二者的关系作出充分的说明。在一个社会中，显然会存在一些违背大众关于公正和错误之感知的法律规则，但这些规则无疑仍然是法律的一部分。如果不存在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不公正的法律，也不会出现对鼓动家和改革家们——所谓的社会良心的代表——所施行之非正义的抗议。一项不公正的法律，并不会因为不公正而不再是法律，即使它应当不再继续是法律。在另一方面，还有许多并未从法律那里获得支持的道德规则。因而，一会儿将二者等同，一会儿又将二者相互独立的做法，只能导致混乱。我们发现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就存在这种令人遗憾的现象。在某些场合，我们被告知：这是一个适用法律的法院，而不是社会伦理。但是在另外一些时候，法官们争辩道：这不可能是法律，因为它将导致不公正，等等。
有史以来，对正义的强烈诉求充斥了整个人类舞台。虽然在关于任何社会问题的每一次争论中，各方都援引了正义作为依据，但我们还是极少发现有谁努力去系统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 何为正义？即便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譬如何为一份公正的工资，一个公道的价格，一项正当的民族独立诉求，我们也发现很少有人努力去澄清那些预先设定的基础性原则。不同的当事方都声称正义站在他们那一边。据说，罗马人在未曾确定正义站在自己这一边以前，是绝不会发动战争的。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征服自己所有的邻居，也不能阻止其他人谴责他们是非正义的压迫者。
正义观的多样性已导致了某种绝望，即根本不存在正义这种事物，正义一词只是传达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化意见。但是，这种消极态度与现实生活的趋势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致于招到反对并增强了专制式的正义观。后者经常采取一项宣称的形式，并籍由关于“何为绝对正确”的超理性直觉或启示直接得以认知。一边是绝对否认，一边是粗暴肯定，存在避免这一两难困境的方法吗？我认为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