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当事人约定限制股权转与
公司法股权转让的冲突。股权转让除前面提到的情形外，股东之间还可能约定向非股东转让股权的其他限制条件，如股权转让应经某大股东同意或董事长、董事会同意，股权转让时其他股东均需无条件同意，等等。这些约定一般比法律规定严格，正确判断这些约定的效力，对法官在当前情况下灵活办案非常必要。笔者认为，除了参照股权转让克服章程限制的办法之外，应将当事人的约定与股权转让行为分开分析。首先，应当认可股东约定股权转让限制条件在股东间的有效性。虽然这些约定与法律规定的股权转让限制条件不同，但法律不禁止自行约定股权转让限制条件，有时在实践中有这种需要。当事人约定的限制条件只在参与约定的当事人间有效，股权转让行为的有效性不影响当事人约定的有效性。两者的效力范围不同。第三，违反法定和约定都要承担法律责任，受到法律制裁。根据以上分析，不难得出以下结论：（1）、当事人违反其特别约定向非股东转让股权的行为应认定为有效。由于限制股权转让约定的相对性，其效力不及于未参与约定的第三人，所以受让人受让股权仅受法律规定条件的限制，不受他人约定的限制。（2）、转让人因其违反特别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参与约定的其他股东因此受到的损失。
（四）、对未经过半数股东表示同意向非股东转让股权行为的效力认定。
公司法第
35条规定了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但在实践中，经常发生未经多数股东同意便向非股东转让股权的情况，这时对股权转让的效力如何认定成为争议焦点。目前学术界对此有三种观点：无效论；可撤销论；效力待定论[6]。笔者认为除了一种情况外，应按可撤销行为处理。即在其他股东已经明确表示反对转让并提出购买其不同意转让的股权，或者虽同意转让股权但明确表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仍不顾其他股东的反对，强行将股权转让非股东的行为，应定性为无效行为。除此情况外未经半数股东同意向非股东转让股权的行为属可撤销行为。理由如下：首先从立法目的看，规定股权转让是为了保障股权转让的顺利进行，而不是为了限制转让，因此
公司法第
35条的设计主要体现了程序性的规定。其次，违反该程序性规定，未必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因为未征求其同意的这些股东可能同意股权转让或放弃优先购买权，并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作出。明示方式如声明同意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默示方式如明知股权转让发生不表示反对或同意变更股东名称登记等。而且同意股权转让，即可以在股权转让之前表态，也可以事后进行追认。另外，仅因程序缺陷便认定股权转让为无效行为，也不符合经济与效率原则，不利于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但未经其他股东同意的股权转让行为可能损害反对者购买该股权的权利，通过设立撤销权的方式，可以对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予以公平的维护。但撤销权的行使主体和行使期限应有限制，在股权转让关系中，没有对股权转让表示同意或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享有撤销权；转让方因明知违反法律规定，不应享有撤销权；受让方明知或应知股权转让未经其他股东同意并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不能行使撤销权。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的股权转让问题。由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管理和业绩效益有很大的影响，
公司法在资格担任方面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当然根据我国《
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均可能由股东出任。那么担任此职位的股东将会比普通股东享有更多的权利，他们的行为也将对公司产生更大的影响。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为了使其尽职尽责，应对其股权转让加以严格限制。我国《
公司法》第
142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这条是对对股份公司做了限制性的规定，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并无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为了维护普通股东的权利及公司内部的协调稳定发展，应对这些特殊身份的股东股权转让另行规定。如我国台湾地区实行“双轨制”的规定，即不担任董事的股东转让出资时，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而公司的董事转让出资时，则必须经过全体股东同意。对此规定可进行借鉴。即担任上述职位的股东欲转让股权的应先提前辞去其职位，若在职期间擅自转让其股权对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