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受到双重约束的行政裁量。行政裁量是在构成要件确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对法律后果的裁量余地，但裁量绝不意味着个人的任意，而必须作为符合法律规定价值标准的合义务裁量来理解。德国法院虽然不得变更行政机关在一般裁量中所做的正当决定，但行政法院法第114条[38]允许对裁量中的瑕疵进行审查。[39]毛雷尔教授认为，裁量并没有给予行政机关自由或任意，“自由裁量”是不存在的，只有“合义务的裁量”或者更好一些“受法律约束的裁量”。行政机关不遵守这些约束，其活动就是“有裁量瑕疵的”，因而构成违法。行政法院有权监督裁量（法律）约束的遵守。[40]反观上文“合理”的涵义，“是否符合立法目的”竟然被归于“合理”，这显然与德国的理论和制度大相径庭，也违背基础法理。
翁岳生先生进一步认为，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除应遵守一般法律原则外，也应符合法令授权的目的，并不得逾越法定的裁量范围。行政裁量有其外部界限与内部限制，其外部界限如诚信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禁止过分的原则、规定行政行为成立的法律、具有拘束力的习惯法，等等。[41]内部限制则包括属于裁量行为内部主观的瑕疵，而足以构成裁量滥用的不正当目的、动机等情形。如此这般，上述“合理”的涵义无一不可纳入法的范围内。下文对英美和德国“合理”性原则的分析，也能支持这一观点。
5．片面、滞后的立法理由。上文关于行政诉讼立法的背景资料，在法解释学中具有主要意义，是法意解释的依据。虽然不可等闲视之，但是综观本部分所述的理论，这种立法理由所依据的理论基础非常不牢靠、所寓存的时代环境也已经变迁、所依附的制度系统也正面临大修。“统一裁量论”内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原则上应当受到法院的全面审查；行政裁量也有其外部界限与内部限制。“法官原则上不管适当性问题”应改为“法官原则上有权审查行政裁量的合法性问题”。至于法官欠缺专业知识经验，不能审查行政裁量的问题，主要是资源和技术限制的非法律问题。在德国，“行政法院能够也必须——必要时借助专家——对专业判断进行全面审查。”[42]如今，在我国也不是不可能。
即使《
行政诉讼法》未修改，除了其第
54条第2项第5目的“滥用职权”和第4项的“显失公正”之外，第
54条第2项第3目“违反法定程序”和第3项“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都可以在上述较为成熟的理论观点指引下，用来控制行政裁量权；甚至第2项第1目“主要证据不足”、第2目“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第4目“超越职权”也可以用来解决在管辖权方面行政裁量是否违法的问题。[43]也许这就是德国法哲学与法理学家亚图·；；考夫曼（Arthur Kaufmann）所说的：“制定法比立法者聪明”。从制定法中可以解读出立法者根本未作规定的判断。法律解释并非取向于“历史立法者的意义”，而是取向于变迁的“制定法的意义”。[44]上述的理由，现在不能再支持“合法”与“合理”的二分。
（四）被误解的英美和德国合理性原则
《解释》出台前的行政法学研究中，英国的合理性原则、美国控制行政裁量权的准则，以及德国具有
宪法位价的比例原则，都曾被装入“合理性原则”的口袋。这些原本是法院在控制行政权力的判例中发展出的原则，被移植过来了，但也被灭活了。原本控权的理念，被融入了防止司法干预的保权因素，进而支持了“合法”与“合理”二分。
1．合法框架内的英国合理性审查。余凌云教授在英国剑桥大学经过专题研究认为，根据“review of reasonableness”认为合理性审查在普通法上也存在，实际上是一种误解。从其沿革来看，此种合理性审查始终没有跳出合法性审查的框架之外。法院对行政自由裁量的干预程序与范围，主要限于对行政自由裁量是否实质性违法的审查。被法院用来审查行政自由裁量的所有标准与技术，包括不合理、程序不正当等，都无一例外地是在合法性层面上说的。无论是广义的包含了不适当目的与不相关考虑等滥用裁量的不合理，还是狭义的仅指任何有理性的人都认为的不合理，都是从违法意义上说的，都构成了违法的具体形态。[45]
迪波罗克法官（Lord Diplock）在CCSU案[46]中所讲的不合法是有特定含义的，相当于我们所讲的形式上的不合法（违法）。而他所说的不合理实际上相当于我们讲的实质上的违法。[47]这种结论促使人们怀疑、反思我国当时的“合理性原则”与“合理”的涵义，为何与英国的表述大致相似，但借鉴过来之后，却在目的与功能上却南辕北辙？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