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行政自由裁量理论。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行政机关根据其合理的判断，决定作为或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权力。[9]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与羁束性行政权相对的概念。后者是指法律规范对其范围、条件、标准、形式、程序等作了较详细、具体、明确规定的权力。法院依法享有对羁束性行政权的行使是否合法的审查权；而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则不然。与之相关，当时认为，裁量是法律与法规授权行政机关可以审查度势解决问题，当与不当是行政机关自己解决的问题。法官欠缺行政专业知识，不可能也不合理对适当性问题进行司法审查；如果法院干预适当性问题，相当于增加一个行政层次，妨碍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管理。法院原则上不管妥当性。[10]
第四，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合理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系从外国文献中提炼而出。在美国，合理性原则要求政府进行行政行为能符合最起码的推理和常识；在英国，这一原则可与自然公正原则相提并论，成为行政法的著名理论之一。[11]德国的合理性原则建立在关于行使裁量权之目的、方法、理由及效力关系的基础之上，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12]
尽管无人照搬上述国家合理性原则的内涵，而是结合我国的经验加以改造。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将上述国家的行政法原则理解为合理性原则本身，却具有证成我国行政法上也应当存在合理性原则的作用。实际上，我国的合理性原则也吸收了西方这些国家所谓合理性原则内的内容，特别是英美法上的不适当目的、不正当考虑，以及专横、任性等界定不合理的要素。有些论著在合理性原则的名下，把这些要素当成评价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否适当的标准，而不是是否合法的准则。结果呢？这些原本控制行政裁量权的要素，反而变成了扩大合理性问题的范围、限制法院审查行政裁量权的标准。
第五，规则中心的制定法观。我国行政法学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分手揖别。促成分离、提供支持的是法理学、民法学等法学家族的成员。行政法的定义、行政权力（利）、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等行政法学的主要概念，与上述法学门类的概念具有本质上的“家庭相似性”。“合法”与“合理”的二分及其涵义，除了受到国外的影响，更多的受到法理学等法学学科所提供的理论基础、认识框架的决定性影响。
从
《解释》出台前期的法理学代表著作来看，当时关于法的有影响力的观点，虽然未明确提出，但却认为法等于制定法、制定法由规则构成。[13]原则在法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未引起充分注意。[14]受其影响，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所指的法，基本上是指由规则组成的各类制定法。行政权力，包括行政自由裁量权就是由各规则设定的国家权力。除了明确的规则对其限定被认为是法的限定以外，诸如立法目的、平等对待原则等，都被认为属于“理”的限制，用其衡量行政自由裁量权，就属于“合理性”判断。这种非规则即属“理”的规则中心的制定法观，成为“合法”与“合理”二分的法理基础。
二、批驳与解析
尽管“合法”与“合理”的二分具有上述理由的支持，但是，甘文法官在当时就认为，“合法”与“合理”的表述“的确存在—定的问题。对此，笔者在参与起草的过程中，也提不出更好的表述方法。”[15]随着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研究近十年的发展，上述理由已经不能再支持
行政诉讼法内“合法”与“合理”的二分。“合法”与“合理”的涵义需要重新被审视，二者的关系也需要重新被考虑。
（一）被逾越的权力分工界限
在宪政的维度内，西方国家的“司法审查（行政诉讼）制度本来就是建立在分权原则之上的，法治的理念为法院提供了审查行政行为的客观标准，因此，合法性审查实际上是分权与法治的内在要求和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表明了法院在宪政秩序中的角色定位，就是在对行政自由裁量的实质性审查问题上，法院不敢，也不能逾越雷池一步，不能轻易离开这样的宪法基础”。[16]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仍然存在分工。在法治理念下，法院也不能超越法定审查范围侵入行政机关的自治领域、法院对行政自治的干预界限仍然应该是合法性的。既然这样，法院的干预界面还是个违不违法的问题。[17]
上述把合理性原则看作是补充合法性原则的第二个界面的观点，并没有存在的理由。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二元结构与解说原本就应该扬弃。[18]如此一来，岂不是主张法院对“滥用职权”、“行政处罚显失公平”也无权审理啦！其实不然，“滥用职权和显失公正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实质性违法，因此，法院对这些行为的干预仍然是从合法性角度介入的。”[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