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访谈： 行为越界与语词滥用
车浩
【关键词】文献
【全文】
作者： 宁 杰 对话人：车浩 刑法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师
29岁的刘仑是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某企业的人事经理。今年3月11日，刚刚毕业的陈丹到该企业应聘文员，刘仑参与了面试工作，并决定录用陈丹。第二天，开始上班的陈丹接到刘仑电话，让她下班后到他办公室，有工作上的事情要谈。下班后，陈丹来到刘仑办公室。几句寒暄之后，刘仑突然告诉陈丹：“我很喜欢你，你做我的女朋友吧？”陈丹坚决拒绝，说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面对陈丹的拒绝，刘仑关了灯将陈丹抱住，卡住其脖子强行亲吻。陈丹大声呼救，并奋力反抗。隔壁加班的同事听到呼救声立即报警。赶来的警方将刘仑抓获，而此时陈丹也已经逃了出来……
今年7月中旬，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法院宣判了此案，刘仑因犯强制猥亵妇女罪被判处拘役5个月。
“首例性骚扰被处刑罚”说法不准确
法周刊：这一起强制猥亵妇女案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原因是有媒体称之为国内首例因性骚扰而处以刑罚的案件。你认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
车浩：“性骚扰”本身就不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非常清晰的概念，或者说，并不是一个被严格界定的法律术语，而毋宁说是一个更偏于社会文化意义的说法。欧洲议会和国际劳工组织对此有过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定义，即“性骚扰是指不受欢迎的性行为，损害了工作女性与男性的尊严，包括不受欢迎的身体接触、语言或非语言行为。”这个定义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所谓“不受欢迎”并不是以行为者的行为类型为判断标准，而是取决于承受者的感受。这就导致“性骚扰”的概念外延非常广泛，一些虽然程度轻微但“不受欢迎”的身体接触或语言都有可能构成性骚扰。第二，性骚扰并不限于但多发于办公室同事或上下级之间，“不受欢迎”正是区分性骚扰和办公室调情的关键点。
法周刊：那么本案之所以被媒体称之为“性骚扰”是不是与发生的场所是办公室有关？
车浩：就本案而言，之所以会被媒体冠以性骚扰之名加以报道，主要是因为案情本身具有某种典型的“办公室”特征，双方是同事关系，案发地点又在办公室内，符合公众对性骚扰的一般印象；如果时空场景换成“陌生人、深夜、小巷”，那么舆论报道大概就不会用性骚扰来做关键词了。
但是，在我国的法律语境下，“首例性骚扰案被处以刑罚”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在性侵犯的领域，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强奸罪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强奸和强制猥亵的行为类型不能是一个宽泛和开放的“筐”，而必须具有比较明确的界定。当然，由于法典语言本身的限制，不可能在
刑法条文中完全罗列出所有的行为方式，因此，界定范围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学术上的讨论并经由司法实践逐步完成，目前对此已有基本共识。如果一个行为落在了这个范围内，那么就已经属于
刑法上的犯罪行为，而不宜再从社会文化角度或一般违法的角度称之为“性骚扰”；只有处于上述
刑法罪名规制之外的、具有性侵犯意味的行为，称为“性骚扰”才比较妥当。因此，判定一个行为是否是性骚扰，可以采用“排除法”的思路，即先判断这个行为是否触犯了
刑法相关罪名；相对于性骚扰行为的模糊定义，性犯罪行为的边界还是比较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