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卷一、《中书省》第一条载有：
“中书舍人王秀泄露机密，断绞，秀不服，款于掌事张会处传得语，秀合是从，会款所传是实，亦非大事，不伏科”。
针对王秀不服判决，请以从犯减轻处罚的诉讼要求，张鷟作了如下批语与解释：
“张会过言出，驷马无追。王秀转漏于人，三章莫舍。若潜谋讨袭，理实不容，漏彼诸蕃，情更难恕。非密既非大事，法许准法勿论，待得指归，方可裁决”。
唐朝张鷟这种用解释判例的方法，同秦汉乃至于魏晋南北朝均有明显不同。
秦《睡虎地竹简》中的“廷行事”，是当时依例审案的重要根据，但只规定比附方法，没有引征法律规定和便于适用的司法解释。诸如：凡罪人格杀捕盗官，按“廷行事”，作为贼盗凶杀重犯从严惩处。殴打曾祖父母的罪犯，一律按照殴打祖父母的成例，黥为城旦舂。汉朝首开封建法律儒家化之先河，引经决狱之例盛行开来。如：1981年9月甘肃武威县出土的《王杖诏书令》中规定：凡欺凌由君主授予王杖的高年老人，不分官民，一律依例判弃市死刑。如过误伤父，非出本心，则可比照董仲舒引经决狱的成例减轻处罚，不再依律枭首示众。
通过与秦汉以例断案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伴随唐朝步入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当时的封建罪刑法定主义有了明显加强。以《贞观律》为基础的唐律，以《永徽律》为基础的司法解释，构建了唐代法制的基本框架，在初唐时期发挥了实质性的法律依据作用。而判例的发展则受到相应的限制，特别是在唐高宗李治当政的永徽年间，曾经以“条章备举”为由，将刑部少卿赵仁恕上奏的《法例》三卷，“废而不用”，（《新唐书·
刑法志》）。但至中唐时期，由于百年来唐朝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明显变化，使得唐初制定的律文有些不适应。这不仅要求开元时期的当政者对律文疏议进行重新刊定，同时也要求有成熟的判例与司法解释来解决《唐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各类案件，弥补法典审案的不足，以及灵活解决个案的要求。
但是，判例与司法解释的运用，必须严格依法进行，即“待得指归，方可裁决”。反对司法官吏以例为奸，破坏法律的正常运作。
再次，如按现代法学分类标准，《龙筋凤髓判》的内容，可以分为如下方面：第一，处理职务犯罪方面的判例；第二，处理民事纠纷方面的判例；第三，处理涉外经留纠纷方面的判例；第四，处理违反治安管理方面的判例；另外，诞生于盛唐时期的《龙筋凤髓判》，既有同现今比较接近之处，同时又有古代中国特有的一些特色，在其内容当中，还有涉及其它方面的判例。譬如：第一，处理违反封建纲常礼教方面的判例；第二，处理不应言而上言方面的判例；第三，处理科举考试方面的判例等；因此，我们有必要综合以上内容，对《龙筋凤髓判》作一比较全面的分析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