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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权力制约与腐败问题。民主制度优越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其对腐败问题的解决。但是，陈水扁及其家人涉嫌贪污和洗钱的行为不断被揭露和曝光证明，民主制度或者说某种民主制度未必能够更好地解决贪污腐败问题。很显然的是，陈水扁大权在握的时候，其有机会、有条件、有能力贪污腐败，并且不受追究，甚至群众运动都无奈他何。这难道是民主制度的成就？一个社会动员了如此之大的成本，至今无法对人人皆知的一个贪污犯绳之以法，难道还是民主制度的成就？可以想象，在大陆他恐怕早就在监狱里呆着了。阐述这一观点并不是要和张雪忠作意气之争。只是想说明，一，民主制度对权力的制约是有限的，权力运作的空间很大，二，民主制度对权力的限制造成了相互掣肘和社会成本高昂。三，民主制度对权力的限制会影响一个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这几点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却恰恰是民主制度的结构性矛盾。如前所述，民主制度所能解决的更多的是合法性问题。由于无法解决合格性问题和建立群众对权力的信任，因此，民主制度往往选举出一个平庸的政府和平庸的政治领导人。为了避免这些领导人犯错误，因此，建立严格的权力限制制度和权力制约和平衡制度。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中，一个领导人所能做成的事情极为有限，其能力天然不足，其权力后天不足，其效率制度上不足。这样的制度传统上在自治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一个社会自治发育不足，加上如今的全球化竞争，这种权力结构的劣势显而易见。在这种权力结构下，被选上的那些平庸的政治家们唯一能做的是在任期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相反。不仅台湾的民主制度证明了这一点，非洲国家的民主制度、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制度、拉丁美洲的民主制度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不是否认，也有优秀的、有抱负而又被选上的政治家仍然能够为了实现理想而作出很多事情。
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模式发展到今天，有必要引发我们更深入的思考，那些简单地运用民主、专制政治符号，用无比正确的语言来颂扬抽象的概念的把戏恐怕越来越难对付越发理性的中国公民。为什么陈水扁事件会引发制度之争？为什么有一些人需要跳出来为台湾的制度辩护？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令人（台湾人）悲哀和哑然失笑的是，陈水扁承认自己A钱后，前天还信誓旦旦的辩护律师竟然又说，这体现了阿扁勇敢面对司法的勇气。辩护和论理是有界限的，那就是不能超出常识和常人的情感，否则，哪怕你逻辑再严密，论据再充分，正确再无比，也不过是老百姓的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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