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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有关信息对称的问题。民主政治以选举为基础。而选举就需要充分的候选人信息。从这个角度看，信息越真实，民主越真实。信息越虚假，民主越虚假。而从社会结构上看，一般而言，信息的全面性和真实性必然随着层级或者距离而递减。同时，信息真实性的选择价值也与受众的知识水平和分析能力直接相关。同时，也与受众的价值观密切相关。从抽象的理论看，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的传递障碍在不断缩小，其真实性损失也在不断缩小。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互联网信息的海量效应，其对信息的传递和接受模式越来越倒退到印刷品时代的头条效应。也就是说，掌握信息编辑权的人或者掌握更高信息技术的人的信息往往会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对受众的影响会更大。反之，即便信息具有十分显著的客观价值，也未必能够进入信息流，未必能够影响大众。没能够被编辑放到头条和头版的信息实际效应严重削弱。同时，由于价值观的影响和网络的平等权效应，受众对于互联网信息具有强烈的选择性，也使网络信息具有极为强烈的放大效应。这都严重扭曲了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而从选举最重要的信息流基础——电视来看，由于电视画面具备显而易见的表演性和片面性，被选举人从服装到举止，再到言谈，往往是出于表演的需要，经过专业包装，不利信息得到最大可能的削减，与其本人紧密结合真实信息根本不可能在电视上得到传播。唯一能够传递的信息不过是其信念和政策这些能够通过语言表达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根本无法用现有的民主制度予以制约。原因在于，一旦被选上，只要你不追求连任，那么你完全可以放弃这些承诺。更不要说电视私营化带给政客们上下其手的空间了。因此，电视信息根本无法保障选举的真实性。
从历史上看，选举本身仅仅是选举，是信任的代名词，被选举上人代表的是选举人的信任。合格与否并不重要。但是，现代社会中的选举无法承载信任，因为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甚至互相都不认识，谈何信任？选举人所信任的只是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因此，被选举人是否合格才成为问题。而现代选举制度根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这也就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面临的困境。也就是说，民主用来社区和团队自治可，用来治理国家则不可。建立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先贤们其实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在推翻国王，运用民主制度建立合法性的同时，不忘对于民主选举上台的总统总理们的权力进行尽可能的限制。如果我们说真正的民主是信任的话，这些限制的合理性又在哪里呢？这种权力相互制约事实上代表的是不信任，而不是信任。这种权力架构在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运作起来问题不大，因为一切的基础在于以公司和社区为基础的社会自治。而在经济、文化、政治、法律全球化的今天，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一个国家仅仅靠自治，仅仅有合法性，没有以理性为基础的管制和合格的官员及效率，那么这个国家前景堪忧。印度等国的发展史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亚洲四小龙的历史反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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