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被告人家属不理解、不配合。认为犯罪是被告人个人的行为，“一人做事一人当”，与家人无牵连，造成受害人经济损失由被告人自己承担。
　　4、相当一部分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被执行人（被告人）为居住在农村的农民，文化素质低，经济收入水平不高，犯罪前本身就没有多少财产，犯罪后，有些被告人及其亲属又搞假分家，假离婚来规避执行，有些甚至通过转移、隐匿、变卖财产来逃避执行。
　　5、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审判人员一般就民事赔偿部分先行调解，为了达到从轻处罚的目的，被告人往往不顾自己的赔偿能力，同意原告人的赔偿要求，案件判决后对调解协议反悔，或者无赔偿能力而不履行。另外，被告人自身和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犯罪所得在案发前早已被挥霍一空，或隐匿不交，家中也无其他财物可供执行。
　　6、申请人提供执行线索困难。由于申请人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受害人，受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影响，难以掌握被告人及其家庭经济情况。
　　（二）执法思想认识不到位加剧了执行难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执行人员对附带民事诉讼执行的重大意义没有深刻领会，导致工作不能积极主动开展，被执行主体一般在看守所或监狱，会见手续比较麻烦，既使会见到被告人也往往徒手而归，误时费力，执法人员对此类棘手案件搁之一旁，领导多次催办，申请人多次来院要求执行，以各种理由搪塞推诿责任。 有些执行员在思想上对刑事附带民事执行认识不到位，觉得这类案件标地小，执行起来费时费力，有点得不偿失，不愿下工夫去执行。有些执行员受“罚了不打，打了不罚”的思想影响，认为既然判了刑，就不能再赔偿。还有些执行员对此类案件有畏难思想，一听说自己分了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就头疼，不愿执行这类案件。
　　（三）公检法三家协调力度不够人为造成执行难
　　作为刑事案件，从侦查、起诉到审理，每个过程和环节，由于司法机关对案件处理角度的不同，对于附带民事赔偿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公安和检察机关侧重刑事犯罪事实的查处，对受害人的民事赔偿权利，要么不告知，要么对其请求置之不理，使受害人往往在法院审理阶段才能够行使赔偿诉讼权利。一般民事案件，作为原告可以申请财产保全等强制保护措施，而作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在公安、检察阶段不能提出保全措施，只有到了诉讼阶段才能提起，由于我国《刑诉法》对该问题并没有明确规定，受害人的权利难以保障，导致附带民事赔偿执行风险比一般民事案件风险大的多。
　　四、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执行难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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