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笔者调查，2003年1月至2005年12月，笔者所在基层法院共审结公诉刑事案件600余件，其中存在非法证据的案件约占案件总数的30％，比例之高，令人吃惊。但在这些案件中，真正将非法证据严格予以排除的却不到5％。具体表现在对物证、书证的违法扣押和搜查，对勘验、检查笔录的违法制作，对视听资料的违法删除和剪接，其中又以收集证据的主体不合法，收集证据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等最为常见。如讯问被告人、询问被害人、证人时，由一名侦查人员或其他非法定主体进行；多名证人同时在一起接受调查；勘验笔录、辨认笔录由一人制作且无在场人见证等等。这说明保障和维护人权在刑事诉讼中还有相当程度的轻视和忽略，这既与我国加入的相关国际公约所确立的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相抵触，也与
宪法规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背道而驰，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立法者和执法者的深思。
（二）非法证据在法律层面上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有法律关于非法证据的规定既分散又零乱，且不明确具体，主要散见于
刑事诉讼法、“两高”司法解释及公安部的有关规定中。如
刑事诉讼法第
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
141条、第
160条、第
164条、第
265条及公安部《公安机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51条也有类似规定。这些规定仅限于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范围狭窄而单一，这说明
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的规定既不完善也不全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尚未确立，因此，也就谈不上对非法证据的彻底否定与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