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伊青加看来，作为高级形式的社会性游戏，一般具有如下特征 [1]（第10-16页）：首先，游戏的自愿性。游戏是事实上的自由。游戏绝不受物质需求或道德义务的影响，只有当游戏成为某一种被认可的文化功能如习俗、仪典时，它才与义务和责任的观念相联系。其次，游戏的非日常性。它不是“日常的”或“真实的”生活。其三，游戏的封闭性、限定性。游戏是在某一时空限制内“演完”的，它包含着自己的过程与意义。竞技场、牌桌、庙宇、舞台、网球场、法庭等等，在形式与功能上都是游戏场地，亦即被隔离起来的禁地，其中通行着特殊的规则。其四，游戏的秩序创造性。游戏能创造秩序，或者说，游戏就是秩序。其五，游戏的紧张性。紧张意味着不确定、危急，意味着一种要作出决断并从而结束游戏的努力。游戏愈具有比赛的特征，就愈紧张激烈。其六，游戏的规则性。一切游戏皆有其规则。一旦规则遭到破坏，整个游戏世界就会坍塌，游戏即告结束。其七，游戏的神秘性。游戏一惯喜欢用某种秘密的气氛包围自身，这最为生动地体现在“乔装打扮”中。在这里，游戏的“超日常”性质表现得淋漓尽致。英国目前仍存在的法官、律师戴假发、穿法袍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出于营造神秘的法庭氛围之需要的结果。
　　当然，正如胡伊青加所言，真正的文明所需要的是渗透着游戏精神的公平游戏，而非反游戏精神的所谓“游戏”现象，后者如：成王败寇，以强凌弱，阳奉阴违，尔虞我诈，弄虚作假，营私舞弊，内外有别……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能够体认游戏精神是极其重要的。唯其如此，方有公平游戏的产生与存在。笔者认为，这也是该书给我们的最重要启发之一。
　　透视《人：游戏者——对文化中游戏因素的研究》一书字里行间的意蕴，概而言之，所谓游戏精神，主要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平等竞争。游戏的双方要承认对方作为一个平等对手的资格，而决不把对方视为较自己低劣的野蛮人、魔鬼、异教徒、异端或异己。二是公平竞争。这又包含三个方面：(1)游戏规则的制订（或接受），必须经双方同意。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按各利于自己的方向来制订或强加于对方，则无法达成游戏得以进行的真正基础。(2)游戏规则的遵守。一旦有了双方同意的规则，就必须在游戏过程中加以严格遵守，否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游戏。(3)游戏规则的监督。一般说来，只要能形成对等的双方，就都能进行有效的监督。除双方的互相监督外，裁判者必须中立、公允。如果裁判由一方强行指定，或者虽然表面中立但因利益勾连而又暗中倾向某方，或者本身就不遵守借以评判的游戏规则，那么，游戏还是不公正的。应当说，这种游戏精神实际上是人类共同生活与活动的一种基本精神和准则。正是基于此，可以得出如下论断：游戏精神应当溢出游戏活动的专门领域而成为真正的酵母，灌注到生活的所有方面。 [1]（第20页）刑事诉讼领域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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