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每个人必须缴纳的赋税应该确定，不得随意变动。缴纳的日期、方式、数额，应该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所有人了解得清楚明白……赋税的不确定，会使哪怕不专横不腐化的征税员变得专横腐化，何况他们这类人本来就不得人心。根据所有国家的经验……赋税再不平等，有害程度也不及赋税的不确定。
3．每种赋税应该在纳税人感到最方便的时间，以其感觉最适宜的方式征收……
4．每种赋税的征收应设计得使人民所拿出的尽量等于国库所得到的……”[v][5]
这四项依次被称为赋税平等性原则、确定性原则、便利性原则和经济性原则。第一项与其他三项原则之间有差别，前者是关于整体上的赋税规则，后者与具体征收有关。赋税平等性原则的含义并不清晰，通常可理解为根据纳税人的负担能力确定应纳税额。确定性原则用以保护纳税人免受专横武断地征收，具有重要的
宪法意义。便利性原则意味着政府应尽可能根据纳税人习惯调整征收程序，方便纳税人而不是方便自己。经济性原则同样重要，因其不仅有助于节约征收成本，而且有助于增长国民财富，这反过来会造福于大众。值得提及的是，若人民缴纳的税额大于国库所得则说明：第一，征收人员工作效率较低，他们的薪俸侵占掉所得的一大部分税款；第二，某一税种的开征，会使一部分劳动和资本由生产性较高的产业转入生产性较低的产业；第三，不适当的赋税是逃税的主要诱因，对不幸未遂者的惩罚会使社会失去这部分资本可能获得的利益；最后，繁琐的纳税程序使纳税人遭受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为防止逃税漏税而制定的种种限制性法规，需要很大的执行成本，给工商业改良造成巨大障碍。因此征税成本的高低显示赋税体制的优劣，对个体和市场都关系密切。[vi][6]
现代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赋税体制应满足两项主要原则，即公平和效率。[vii][7]公平原则包含两个判断规则：第一，量能课税原则；第二，受益原则。前者意味税负在横向——情况相同的人纳税额相等，和纵向上——税负能力不同的人公平分担税负——都平等。纵向平等证明富者多纳税、贫者少纳税的观点具有正当性，适用比例税制或累进税制可达到这种正当性。然而，税负的平等性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取决于伦理和哲学上的判断以及国家的财政需求。受益原则可被认为用以满足类似于私人交易中对价的目的，在该原则得到遵守的情况下，资源分配会符合作为公共服务消费者的公民的愿望。效率原则表示，赋税政策应避免引起经济资源的分配不当，人们一般相信市场能调节好生产和消费。在法学上，这一原则是
宪法平等原则蕴含的要求，因为赋税与私有财产权相关，对个体即使最小限度的干预，也会引起市场上某种生产、组织或产业的不平等。虽然有的干预十分必要，如环境保护，但必须具有充分理由，并能使公众从整体上长期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