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次救灾的“政治动员”模式的有效性证明了应急状态下“积极国家”的正当性。国家既有“自由国”的消极一面，也有“福利国”或“政治国”的积极一面。自由主义是一种国家的分解术，通过权力分立与制衡实现权力的有限化，通过法治原则把守权力之间的边界。这是人为的设计，因而在历史实践面前肯定是可变的。“行政国家”、“福利国家”质疑了权力分立的神圣性，权力结合的现象日益明显。安全来自于“分”，但力量来自于“合”——个体同时需要安全与力量，这提示我们最合理的国家应该是消极角色与积极角色的均衡搭配。自由放任的国家模式其实并不长久，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转向”所基于的正是国家的积极角色设定。我们国家目前的问题是，常态化的“法治国家”仍然处于初创阶段，而应急性的“政治主导”占据了国家体制的核心。这是本次救灾的“政治动员”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国家伦理性的有限性及国家的法律化需求
对本次救灾中的“政治动员”模式，不同理论立场的人自然会有不同评价：国家主义者自然是欢欣鼓舞，踌躇满志；而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很可能是爱恨交加，态度暧昧，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则可能横竖不顺眼。笔者秉持一种有限理性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国家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认识都可能失之偏颇，都只看到了国家的一面及该面的合理性。事实上，国家的存在从来都不是消极的，国家的暴力写满了人类历史，因此国家就不是国家主义者的浪漫诗集。同时，国家也不是“洪水猛兽”，它就像具有相当同质性（利益相关和文化相关）的我们组成的一个“大家庭”一样——无论家长是慈爱还是暴虐，家长都仍然是家长。其实这里申明的是一种国家的伦理性。国家的伦理性其实不是一种虚构，也不是一种多么保守或多么可怕的概念，它只不过集中表达了人类在组成共同体时不仅在意自己的自由，还在意共同体的正面形象和伦理。我们习惯上批评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性格，也会对近现代革命中表现出的强烈的集体伦理性保持最无情的批评。然而我们可能片面了，或者可能错了。我们可以想想：任何国家，或任何共同体如果没有伦理性，会是多么可怕？任何国家或共同体需要最基本的仁慈，这种仁慈在道德根源上来自每一个个体的仁慈。国家的消极化虽然可以满足个体的自由，但那更多是强者的自由，对于弱者来说却可能意味着国家的不仁慈，其深层根源在于构成国家之每一个个体的不仁慈。如果每个个体都只自担祸福，国家又有何必要呢？灾难是人类生活永远的可能，因而应急状态所需要的国家正面伦理责任也是必需的。王锡锌教授在《面对自然灾害的个体与国家》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国家不仅对个体负有法律上的责任，还负有政治上的责任。而所谓的政治责任，其本质是一种道德责任，根源实际上不在于法律的设定，而在于国家的伦理性。坚持国家的伦理性，有利于我们追求一个更加安全而合理的社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