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开始发展的竞争法也是这一趋势的表现。竞争法所规定主要是制度层次和竞争行为规则层面。制度层次的东西，在法律中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将之规定在某一部门法中。我们知道，部门法基本是关于行为的，只有行为才能规定在某一部门中，而关于整体制度性的规定，则很难将之放入到某一部门中，因为，各个部门的法都与基本制度相关，比如，规定基本政治制度的
宪法及
宪法性法律，我们就不能将之归为某个部门法，因为，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法，无论是哪个部门法，可能都与
宪法条款相关。分类是为了对某一事物更好地掌握，而不是增加麻烦。所以，
宪法是作为一个基本法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部门法而存在。而作为规定整体制度的经济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它很难被归为某个部门法。将经济法作为部门法，则与它主要是关于整体制度、对经济社会进行规定这样一个任务不相符合。所以，在一些经济法学说中，将经济法视为一种方法，而不是视为一个部门法，这在相当意义上是对的。如果将经济法视为一个部门法，这样一种说法只能增加混乱，而对认识经济法与法律的帮助不大。经济法是处理国家与个人、政府与市场关系，关系整体经济社会的一个法律，也是现代社会和经济社会的基本法。
竞争法对竞争的规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市民社会中，或是在自由竞争的社会中，竞争是不需要规定，它是人必然会追求的。[7]现代的产权经济学也指出：只要产权明确，人的本性就会让人追求财富，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社会的效益从而达到最大。这种自由竞争，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确实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促进了人的发展，让每一个想要发挥才能的人都有一个广阔的发展天地。但是，这种对人性和对市场的自信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受到打击——这种理想破灭了。竞争不再是出自人的本性，而必须是出自制度的设计；竞争也不是不受约束的，而是需要受到约束的。竞争不再是来源于本性，人与人的巨大差别，包括天赋上、家庭背景上、出身上的差别都是巨大的，亚当•斯密所勾勒出来的美好的自由竞争实现人的美德，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实现。对亚当•斯密的背离成为了在亚当•斯密之后经济学发展的主流，直至最后到了“凯恩斯革命”：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没有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市场就不能发挥作用。它宣告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破产。但是，政府的积极干预，所带来的还是无法解决的问题。看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依据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来进行不断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