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环保法》为例，第29条规定，“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限期治理”，但对于何谓“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却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规定，实践中难以把握。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规定了公众参与的原则，但却对公众如何参与，参与的程序、方式，对公众表达意见的处理、公众意见的效力等均未加以规定，因此，该规定在实践中远未起到立法预期的效果。其他的如排污许可证制度、总量控制制度、集中控制制度的适用范围更是充满了弹性，增加了落实的难度。最终使得本身设想得很好的规定在实践中无法落实，其实际的作用除了宣示立法者的立场外，基本上是一纸空文。
再以
统计法为例。尽管我国颁布了
统计法，但仍有不少单位和个人统计的法律意识淡薄。比如，被统计调查的对象不愿意履行
统计法规定的义务，对统计部门布置的调查任务，或置之不理，或敷衍应付，甚至拒绝接受统计调查；一些地方领导担心统计执法影响“政绩”，不支持甚至压制统计部门执法办案，助长弄虚作假现象；一些基层单位对统计执法不配合，有的公然抵制统计部门的检查，普遍存在在统计执法中取证难、处理难、执行难的问题。跟公、检、法、税务等部门的法规相比，对不遵守统计法规的人员没有任何威慑力。
再以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50条已经明确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对这样的规定置若罔闻，农民工的工资仍然以各种名目为由受到拖欠和克扣。
从理论上说，
工会法、
统计法，
劳动法等等，这些法律法规无一不是经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并且也是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并在全国范围正式颁布实施的。它们具有法所具有的国家意志性、普遍约束力、国家强制性、明确公开性等特征，它们天然的具有了“法律约束力”，但是，正是这样一些具有法律特性的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仍然给人们留下了“软”的印象，这种软法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反思和重视。
（二）执法的变形扭曲加剧了法律的无效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大体上构架起了一个由法典和法律机构组成的“法制社会”。然而，今天我们存在的现实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难依，有法不依，一方面，已有的法律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法律硬不起来；另一方面，那些不是法律的所谓红头文件、潜规则却呈现出非常强硬的不正常现象，存在着“法之不行”、“法之不硬”的现象。
以红头文件为例，红头文件是党政部门制发的规范性文件的俗称，是党委政府实施法律法规、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一种方式。作为一种管理手段，当然应该重视和发挥它的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红头文件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却发挥着比法律还为厉害、更为管用的作用，在法律的外围打着“擦边球”，发挥着“准法律”的角色。有的红头文件根据某领导的一句话、一次发言，便草草出台，其规定的内容与国家法律相抵触。比如，有的“红头文件”违法设定行政处罚，有的违法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有的违法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和收费，有的违法减免税费等等；有的城市规定对投资达到一定数额的外来投资者发放贵宾卡，持卡者可享有免交部分法定收费甚至违法不究的超国民待遇；有的地方政府在法律规定取消婚姻检查后，仍然出台了强制婚检的政策。譬如，湖北监利县政府曾发过一个《关于做好1998年度“玉沙”卷烟专销工作的通知》的红头文件，规定全县靠财政发工资者，每人要购买4条“玉沙”牌香烟。这种香烟在市场上每条只能卖35元，却要以每条85元的价格从干部职工的工资里扣，理由是：既然靠财政发工资，就得为财政作贡献。近日，《半月谈》又有报道，安徽淮安市有红头文件规定，每个单位每年都要购买数百上千条本地特产名烟“一品梅”作为礼品和接待用烟，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办公室，由该市主管流通的副市长担任“一把手”，谁敢不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