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一斑：“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人们看的似乎是一个东西，但看到的却又不是一个东西，因为他们理解的意义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8]我们因民族特质，历史境遇而将
宪法置于不同的功效上，寄托了不同的期望，也产生了不同的
宪法观。
宪法理念和宪政精神追求也迥然不同。其间，有无对错之分，优劣之别？我们究竟应该抱有一种怎样的心态来追求宪政之精神？产生如此之大分野的背后的诉求和历史境遇如何？而这诉求和历史境遇背后的艰难、紧张以及深藏不露之玄机我们是否已经完全解构？如果，我们今天再次面对这不同“衣服”间的抉择，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构筑一座宏伟的大厦，还是一块坚实的基石？（要知道世上早已有尽善尽美的
宪法，但都沦为明日黄花，他们试图构造人间天堂，但是却如过眼云烟，让后人唏嘘不已）。或许我们还应该思考宪政“这西人社会生活衍生出的一个历史阶段之果，能否成为吾家历史阶段的起点？”[9]
我们困惑并不知晓答案。
只是，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熟悉的/一切又都是初次相逢/一切都理解过了/一切又都在新的理解之中” （何其芳）
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需要理性却又塌实的走下去，在“幼稚的”法学园里，在历史和现实的倒影中去开辟一条光明大道，如同林教授一般。
【注释】引自朱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89页;
20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当代宪法学家K·罗文斯登（Karl Loewenstein）提出了存在式的
宪法分类理论，他将
宪法分为规范
宪法、名义
宪法和语义
宪法三大类。罗文斯登认为，规范
宪法就像“一件合身、并经常穿着的衣服”，在这种情形下，
宪法驾驭着政治过程，与此同时，权力的运作也能适应和服从
宪法而不至于与之相冲突，是一种理想的
宪法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