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死亡事件昭示的制度缺陷是什么？
封正杰
【全文】
因丈夫拒签手术同意书导致医院无法抢救并致孕妇死亡事件，引发了思考与辩论的浪潮，善良和痛惜使人们思考着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源，表达了各种各样的观点，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追问。有人痛骂孕妇的丈夫，有人谴责医院，有人归罪于《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
33条规定的“术前签字制度”。现在看到孕妇丈夫的落魄，又有人对其寄予了同情。
但这一切，都没能触及这一事例的本质问题。
一、并非智障人的孕妇丈夫难辞其咎
孕妇丈夫是在医院清楚明白地向他说明了“其妻生命危急”的情况下拒绝签字的，电视报道证实该男子并不是一个“智障”人，不可能听不懂医生关于“其妻生命危急”的说明，但他仍然坚决拒绝医院救治其妻；结合双方的同居事实，该男子必然明知其妻病情的严重程度，但其却在妻子病到如此严重时才送入医院，而且在医院承诺欠费抢救以及病友承诺捐助医疗费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要求医院只按“感冒”进行敷衍了事的治疗即可，其行为中存在危害其妻的间接故意是十分清楚的。
此外，该男子在“拒签”背后必定有其心计，虽然我们还不能确知这“心计”是什么，但我们已确知该“拒签”行为具有明确的“危害孕妇生命”的社会危害性。
因此，依法应当追究该男子的刑事责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同情他。
二、“救死扶伤”不能成为要求医院违法的理由
谴责医院的观点认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院的使命是救死扶伤”，但这些高调并不能成为强求医院违法的理由。医院挽救生命、救死扶伤必须以“合法”为前提。任何人都无权强求别人去违法，无权强求别人“奋不顾身”。如果有人建议你先奋不顾身地将孕妇丈夫绑架，以使医院能够因“家属不在场”而取得“医疗选择权”并救治孕妇，你愿意为了“帮助医院救死扶伤”而去坐牢吗？相信没人会愿意。
因此，由于法律没有赋予医院“强制治疗权”，医院在这一事件中没有任何过错。
三、“术前签字制度”是家属监护制度的体现，依法不能取消
“医疗选择权”依法属于患者，任何人都无权剥夺；而“术前签字制度”的实质，是民事监护制度在医疗过程中的体现，即在患者失去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情况下，由其家属履行监护的权利和义务，行使医疗选择权。这一权利义务的法定的，非经法定程序或法律规定不能推卸，不能获得。如果要改变术前签字的“家属监护制度”而实行“医院强制监护制度”，首先得改变我国的民事监护制度才可以。难道我们能以存在个别监护人虐待被监护人致死的极端案例，就可以取消“近亲属监护”的监护制度吗？显然不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