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府擅自限制所属工作部门的法定权力，以自身的领导权对抗法定的事务管辖权。
　　《会议纪要》的各项内容均具有约束力，且全部违法无疑。
　　指导行为的说辞，不攻自破。
　　其中的第一项，权力直接作用于外部相对人（客运服务经营者）和相关行政机关（交通、建设机关），可认定为部分外部行政行为。第二项，权力直接作用于外部相对人（公交总公司）和相关行政机关（收费机关），也可认定为部分外部行政行为。第三项，权力直接作用于行政系统内部，当属内部行政行为。看来，政府或其所属部门对于内、外部行政行为毫无概念、毫无意识，更不要说对“内外交错无效”原则的遵守了。
　　六、问题：到底是“农村公交延伸入城”，还是“城市公交延伸入村”？
　　城区“长大了”，城市公交随即膨胀，进入原来的农村。农村“缩小了”，原先的农村公交并未退出，继续在原有的范围经营。矛盾于是出现。同一块土地、同一定范围，对于公交运营而言，城市和农村的称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道路属谁”。
　　本案的关键是——路权之争。行政机关的管辖范围是以道路的属性（所有体制）来划分的，与区域无关（市区与规划区之争，是假问题，白白浪费诉讼双方的资源）。
　　七、问题：初审法院的要点归纳。
　　1、《会议纪要》是否可诉？无疑是关键。
　　2、《会议纪要》的内容是否合法？这与前一个问题不应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假如《会议纪要》可诉，这一问题才会“浮出水面”。而不是只要《会议纪要》违法，就可起诉。违法而不可起诉的行政行为——不要太多。
　　3、市政府是否有违法制止城区交通局查处的行为？制止查处在《会议纪要》中有明确的意思表示，而《会议纪要》本身就可以约束城区交通局。市政府根本就无需具体实施制止行为，就完全可以达到制止的效果。要想找到市政府的强制制止行为，实属——捕风捉影。原告找错了起诉的对象，法官也“看花眼”了。
　　而且，原告也搞混了：市政府违法制止城区交通局查处的行为，直接侵犯的是城区交通局的法定权力（公权对公权的侵犯），而不可能是原告的公平竞争权。原告不能通过“转折关系”（直接侵害公权，间接侵害私权）而拥有诉权。
　　八、问题：何谓公平竞争？
　　在今日之中国，经济领域（也包括其他领域）中的不公平竞争的现象，很多情况是由政府一手造成的，而不是本应公平竞争的经营者造成的。是竞争的“背景”（抽象行政行为）不公平，是竞争的“裁判”（具体行政行为）不公平，导致了竞争的结果不公平。中国的反不公平竞争，通常就是“反政府作恶”。
　　公平竞争权，无疑可以成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因。但还必须要看一看是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相对人的公平竞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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