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分折。我们可以来看看中国法学的方法问题了。
　　中国法学对方法的关注始于改革开放时代，诚如拉德布鲁赫所言，方法关怀起始于“病态的科学”, “就像因自我观察而受折磨的，多数是病人一样”，中国法学的方法觉醒肇始于严重病态的法学。人们认识到阶级斗争法学与改革开放的时代不合拍，看到它对长期隔绝的外部世界的缺乏解释力，对改革开放的现实缺乏理解力。人们最初的选择是在原有的理论框架内、在原有的方法圈子里找出路：通过不断的“特设”来解释反常。但是，其结果既无法“预见新事物”，又破坏了旧理论的逻辑性。因而人们便转向方法的寻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方法关怀日益强烈。进入新的世纪，可以说形成了小小的方法热潮：吉林大学开展过关于法学方法论的讨论，山东大学出了相关文集，同时有关一般解释学、法解释学、一般方法论的译著与论著也相继面世。
　　本书对各家方法论作了精彩的文献综述，我这里想对我国从哲学中照搬而来的阶级斗争方法论作些补充分析。依愚见，我国传统法学中的方法论失误可以分为3 个方面：认识论方面的、本体论方面的、伦理上的。
　　在认识论方面，我们的方法观仍然是旧式的，表现在：其一，确信一元方法论，认为存在唯一的、排他的方法。其二，独断的缺乏反思的方法观。认为只有自己把握了真理之门，其他的方法都将导致谬误甚至罪恶，拒绝方法上的对话，缺乏方法观上的苏格拉底精神或希腊式的辩证法[3]。其三，缺乏社会科学的方法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论不分，使方法停留在自然科学层面或哲学层面。
　　本体论方面的失误表现在：其一，缺乏规范的方法观，单纯视方法为研究者达到目的的工具，未看到方法对研究者的规范意义，使方法成为任意挥舞的金箍棒，为达到研究者预先设定的目标，研究者可以根据需要筛选事实甚至违背逻辑。其二，忽略求善的方法。我们为法学方法设定的目标历来只有真而没有善。这与我们将法学视为科学，而我们的科学观又是自然科学的科学观有关。当我们将法学视为与自然科学无疑的科学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将法学方法的目标定在了真。唯真的方法定位对方法带来了消极影响。第一，重实然轻应然。真假只对实然描述的命题有意义。对于规范性的应然命题而言只有正当与否的问题，所以，“真”的定位必然忽略应然的论证。第二，混淆应然与实然，将实然等同于应然。在许多学者那里，一个实然的描述是真的，就等于一个对应的应然的陈述也是善的。第三，将应然规范的建构立基于真之上。这在法理学教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整个法理学体系实际上是由真导出善的体系——由对法发展史（法的历史类型）的描述得出社会主义法正当的结论。其背后隐藏的是一个休谟问题——事实能否证实价值？价值与经验有关，但将经验作为价值的唯一基础却是存在危险，它可能为科学名义下的道德独断主义张目。“真”的基地上的应然规范是非反思的、非批判的，而价值只有在评判中才能生存。其三，缺乏实践之维。因为真理是个纯理论问题，法律实践与真理无关，自然被冷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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