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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价值的取向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种权力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立法权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民主性。它是代表、汇集和反映民意的国家权力，必须以追求民主为根本的价值取向。行政权本质上属于一种执行权。为了有效地和更好地执行法律，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情况，行政权就要具有快速反应的特性。因此，行政权是以追求效率为主要价值取向的。司法权的核心是保证司法独立，司法独立的目的则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司法权的制度和程序基本上都是为了实现公正的价值取向而设计的。[12]
为了保障各自价值目标的实现，立法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划分，更有利于实现立法的民主；行政权由中央和地方分别行使，更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司法权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司法公正。从一般意义上说，立法权和行政权具有可分性，即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划分。而对司法权来说，除联邦制国家特定的司法制度外，单一制国家一般不进行司法权的纵向划分。同理，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是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划分的，而税收司法权在单一制国家是不可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划分的。正如有学者所说：“税收司法权多为中央专属权，不宜分割划分，因其具有消极、被动性质（不告不理），且具有全国一致之性质，故不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划分问题。”[13]
三、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划分
著名法学家凯尔森从法学的角度区分了集权与分权的概念。他认为，集权法律秩序的概念意味着它的所有规范在其伸及的全部领土上都是有效力的，即它的所有规范都具有同样的空间效力范围。另一方面，分权的法律秩序是由具有不同空间效力范围的规范组成的，其中某些规范对全部领土是有效力的——否则这一领土就不是一个单一秩序的领土；而其他规范只对该领土不同部分才有效力的。那些对全部领土有效力的规范称为中央规范，只对该领土的某一部分有效力的规范称为分散的或地方规范。法律秩序的集权和分权可能在数量上有不同的程度。集权或分权的程度取决于那个秩序的中央和地方规范的数目和重要性的相对比例。[14]由此可以认为，中央与地方实行分权，地方拥有相应的立法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同理，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必须首先进行税收立法权的划分。
分税制的直接结果是依法划分了中央税与地方税。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划分，既是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又是作为划分中央税权与地方税权的主要依据。依此作为依据，就是按税种来划分税收立法权。中央税由中央立法，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由地方就全国事项进行立法。而地方税则既可以由中央立法，也可以由地方立法；还可以部分由中央立法，部分由地方立法。因此，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划分的核心，是地方是否享有地方税收立法权或者享有多大程度的地方税收立法权。如果地方对地方税没有立法权，那么，就不存在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划分问题，这种方式可以称作集权式的税收立法权的划分。如果地方对地方税有完全的立法权，则是一种完全分权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划分。如果地方对地方税拥有部分立法权，中央也对一些地方税行使立法权，这种方式可称作是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税收立法权划分模式。
因为税收立法权是依法决定税法的构成要素的权力，因此，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划分也可以按税法构成要素决定权的划分而进行。中央税的税法构成要素决定权理应归属中央，而地方税的税法构成要素的决定权既可以归中央，也可以归地方，还可以部分归中央，部分归地方。相应地税收立法权划分模式就表现为集权、完全分权、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几种方式。与按税种划分立法权的方式相比，按税法构成要素来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常常是一种辅助方式。在大多数实行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分权的国家，对多数税种按其属于中央税或者地方税而分别将立法权划归中央或地方；对个别税种，如果采用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方式划分税收立法权，则必然要按税法构成要素进行，即由中央决定具体税种税法构成要素的主要内容，由地方决定其他一些构成要素。如果不按税法构成要素来使中央与地方共享某一种税的税收立法权，那么，就会出现中央与地方对同一地方税分别立法的情况，造成法律冲突。因此，按税法构成要素划分税收立法权，既能保障中央与地方在必要时共享某些税收立法权，又能避免法律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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