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承认，法律的规定和表述与人们的习惯有关，是一种文化、传统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成文法典如何表达需要根据人们的习惯来定，关于任务的规定也是如此。有的规定可能实际意义不大，但却具有平衡人们心理，在政治上具有说明并予以协调的功用。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尽管不是狭义上的法律) 第7 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该条就带有“装饰性”意义，是对正当性疑问的抽象回答。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都是十分空洞的，何谓公平、诚实信用，与裁判主体的理解有直接关系，实际上是裁判者的理念问题，从诉讼的实际操作而言并没有什么意义。但这样的规定可以直接回答这样的问题：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司法解释也不能确定举证责任时，应当如何处置? 一方面，绝不能不回答这样的问题，提出这样的问题很自然；另一方面，又不能直接回答——由法官自由裁量，自由裁量的正当性是目前人们还不能完全接受的。因此就需要以抽象的、更为理念化的概念予以调和。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即使是同义反复的表述也具有一定的安抚心理的作用。如果“任务”的规定也同样具有这样的心理效用的话，在《
民事诉讼法》中设置“任务”，尽管要占一定的“空间”，也还是值得的。关于这种社会心理效用的问题，往往不是人们能够研究得出的结论，因为心理效用或效应就是一种感觉。
五、《
民事诉讼法》任务的再构成
如果《
民事诉讼法》“任务”的设置依然有其必要性，在此前提下，我们就需要根据新的诉讼理念、人们对《
民事诉讼法》新的认识重新予以设置。法律是时代的产物《
民事诉讼法》也是时代的产物，必然反映当时的理念、观念和认识。1991 年制定的《
民事诉讼法》到现在也已经实施了10 多年。对于一些已经经过高速发展的国家而言，这也许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期，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高速发展、转型的国家来讲，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此期间，社会经济、政治乃至观念、意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观念、意识方面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最短的时期内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如此迅速、广泛、巨大的变化，这一点是所有人均始料未及的。尽管现行《
民事诉讼法》制订于上世纪90 年代初，但实际上现行《
民事诉讼法》的观念、认识基本是上世纪80 年代初期的观念、认识，因为其在1982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 》(以下简称《
民事诉讼法(试行) 》) 的基础之上制定的，实际上是1982 年《
民事诉讼法(试行) 》的修订版，而且是一种局部修订。因此在20 几年过去以后，我们有必要根据变化的社会现实、民事纠纷的性质、民事纠纷解决的需要、人们对民事纠纷理念、观念和认识，重新思考《
民事诉讼法》“任务”的设置以及“任务”的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