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观念的误用——对全国首例“空床费案”的理论解剖与实践考察
田飞龙
【关键词】空床费 契约 婚姻家庭 道德
【全文】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发展，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婚姻家庭领域个体自由的觉醒、财产意识的强化和权利维护的积极。同时，这些变化也带来了一系列不限于道德层面的社会问题，并且可能对于婚姻家庭本身的基本结构和功能起到一定的解构作用。全国首例“空床费案”即在这一宏大的时代背景下发生，既属于婚姻家庭法领域的新型案件和新型问题，也涉及到契约的运用及其界限、民事司法与社会公共政策等也许更为重要的问题。下面是该案案情的一个梗概：
“自2003年7月以来，刘敏（化名）的丈夫熊小华（化名）开始时不时地不回家。于是两人商定：丈夫如果在凌晨零时至清晨7时夜不归宿，按照每小时100元的标准支付“空床费”给妻子。2004年3月份，刘敏以丈夫有外遇为由向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起诉离婚，还请求赔偿家庭暴力导致的医药费、营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以及“空床费”4000多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夫妻双方约定的“空床费”，可作为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予以支持。当年9月，该法院判决二人离婚，由熊小华赔偿刘敏4000元精神抚慰金，并分割相应财产。判决后，刘敏认为“空床费”和精神损害赔偿是两码事，为此，她上诉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一中院终审后做出判决，称刘敏提出的“空床费”属有效约定，应予以支持。”（资料来源：中国法院网，2005-01-26；《政府法制》（半月刊），2005.1（上），第44~45页。）
我们可以看到，本案一审和二审对于原告“空床费”的性质作了不同的解释，一审界定为基于家庭暴力的精神损害赔偿，二审界定为有效的民事契约而予以支持。该案呈现的是转型时期婚姻家庭法领域遭遇的一个全新的问题，但我们也许不应该人为的拔高该案实际的社会和法律意义，特别是作为理论研究者，不能简单的代替当事人进行思考。本案中原告之所以“固执”的主张“空床费”，其目的本来也许是非常的简单——“她并不是为了这4000余元钱才打这个官司，她要以此给丈夫一个教训，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伪君子。”本案发生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支持者与反对者都有一些理由，有从契约自由、妇女保护角度支持的，认为“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判决都有其道理，二审法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也有从公序良俗、婚姻家庭秩序的维护角度反对的。笔者以为一些婚姻法学者基于个人主义和权利本位的立场支持“空床费”契约有可能导致不自觉的社会实践后果，并且对于婚姻家庭本身造成一种解构的效应。此外，“空床费”之约定属于夫妻身份关系的契约，其实现的方式是财产责任，这就可能造成婚姻家庭领域夫妻之间财产责任“驱逐”人身责任，而人身责任才真正构成婚姻家庭的基础与核心。笔者以为，“空床费”协议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个体自由与权利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公序良俗”的问题，而是指向作为现代社会构成基础的婚姻家庭的一个根本伦理问题。笔者将在下文中论证“空床费”协议本身就是违背婚姻家庭的基本目的的，是婚姻家庭的“自杀契约”。在此意义上，笔者反对所谓的身份义务的契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