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认为，根据世界人权保障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目前的具体国情，刑事赔偿归责原则应以无过错原则为基础，以违法责任原则为补充的刑事赔偿归责原则。理由是：人权保障作为刑事赔偿制度的基本准则，是确立刑事赔偿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受害者面对巨大的刑事司法力量的侵害是无法抗衡的，无过错原则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侵权机关，可避免受害者因举证不能而得不到赔偿的不利后果；再者，无过错原则也可有效制约权力，促进司法公正，对存在混合过错引起司法侵害的情况，允许对此情形适用违法原则作为补充，这样可公正解决责任分配问题，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⒄
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赔偿归责原则不应单一，应以违法原则作为基本归责原则，兼采无罪赔偿原则和以国家免责条款精神为辅助原则的归责体系。理由是：
国家赔偿法规定违法归责原则是刑事赔偿的基本归责原则，无罪赔偿是刑事赔偿的特定规定，免责条款留有较大的操作空间，体现了
刑法、刑诉法的立法精神和原意。⒅
四、我国立法在刑事赔偿归责原则方面存在的问题
国家赔偿法立法当初，对采取何种归责原则就有很多不同主张。早在1994年，江必新教授就把这些不同的观点总结为七种主张。⒆ 最终立法者选择了违法归责原则作为一般原则。赔偿法实施十一年来，这一归责原则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成为阻碍国家赔偿实践的一道屏障。在刑事赔偿领域，一些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
（一）违法归责原则不宜在刑事赔偿和行政赔偿中混用。
国家赔偿法立法之初，就刑事赔偿应如何立法，学者间存在争论，有的主张刑事赔偿和行政赔偿一起规定，制定
国家赔偿法，有的主张单独就刑事赔偿立法，有的主张将刑事赔偿规定在
刑事诉讼法中。立法者之所以将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规定在同一部法律之中，是经过认真考察和论证的。其立法理由有的学者认为是如果就刑事赔偿单独立法，会造成法律之间的重复或不协调，或者会造成缺乏可资遵循的共同原则。⒇ 十一年的刑事赔偿司法实践，恰恰对这一理由提出了质疑。刑事司法权与行政权在功能、运行程序上都有明显的差异，其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侵权形式、构成也有明显差异，这些就导致刑事赔偿和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责任构成的不同，因此，将主要适用于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用于刑事赔偿上便难免相形见拙，无法尽述，在学术上也不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