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出土的郭店楚简有《鲁穆公问子思》一篇，记录了下面的一段对话：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公不悦，揖而退之。成孙弋见，公曰：“向者吾问忠臣于子思，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孙弋曰：“噫，善哉言乎！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尝有之矣。恒称其君之恶者未之有也。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效禄爵者也。恒称其君之恶者，远禄爵者也。为义而远禄爵，非子思，吾恶闻之矣。”
　　汤一介老先生读了这段简文后发出慨叹：“这是两千三百多年前的一条竹简，读它，我深感经过了两千三百多年，我国的领导者在对待批评上并没有什么进步，似乎反而大大不如鲁穆公了。”
　　的确，要说这鲁穆公还真是有点雅量，他听了子思那番逆耳高论后虽然“不悦”，总算还能“揖而退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鲁穆公再有雅量，毕竟也只是听听而已，由于未能形成制度，其意义便也随竹简而尘封起来。以至于正像汤老先生说的那样，两千三百年来，中国的领导者们在对待批评上毫无进步。虽然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类的连珠妙语在高音喇叭里播放得妇孺皆知，可能够容忍“恒称其君之恶”的忠臣的君主终归是一个也找不出。
　　《战国策》载有一段名言：“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这明显也是呼吁统治者们要具备点雅量。可是遍查秦汉以后的历史，多少称得上有点“与师处”味道的君王可能只有一个三国时的蜀汉昭烈帝刘备了，这大概就是《三国演义》能让无数读书人神魂颠倒的魅力所在吧，然而那蜀汉小朝廷终于还是没能逃脱覆亡的命运。而那些“与役处”的人主们反倒有不少享国数百年之久的！这又当作何解释呢？
　　在中国文化中，人民只能企盼统治者有“雅量”，而无权强求
　　余英时先生说：“中国人的仁政讲的是政府最起码应做到的事……政府有这个责任，倒过来讲，就是人民的权利。所以中国人是讲义务和责任，义务的对象就是具有权利的人。……所以直接的语言是‘责任语言’或‘义务语言’，而非‘权利语言’，西方亦有此二种语言。……‘人权’根本是西方的概念，在中国只有相似的观念与之契合，但不能径以‘人权’称之。最重要的差异是中西文化对于法律的观念不同。西方人权是法律的语言，中国的道德语言产生不了‘权利’的观念，只有义务的观念……但不能说中国人完全没有类似‘权利’的思想。”(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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