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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主张的“以刑去刑”与儒家倡导的“以德去刑”形成鲜明的对比。实际上，两者的对立仅仅是手段上的对立，即“以德”还是“以刑”的对立，但最终的目的都是“去刑”、“刑厝不用”。“以刑去刑”也就是重典刑邦。即通过制定严刑峻法，施行残暴的统治来禁绝犯罪，达到无讼的境界。这一做法没有充分考虑到重刑主义的负面作用。历代统治者接受了秦朝迅速崛起而骤然灭亡的教训之后，渐渐采纳了儒家的学说为正统。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无为”也就是“不争”，“不争”则“无讼”。无为是自上而下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家抨击“礼治”和“法治”，认为统治者推行“有为”政治，而致使天下纷乱。老子公开鄙薄法律，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其所崇尚的“法律虚无主义”与儒家的“无讼”有暗合之处。道家要求取消一切道德和法律，认为“绝圣弃智，利民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但是这种极端的做法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开历史倒车的做法。老子对“无为”提出的具体措施是：“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甚至将其消极对世的态度发挥到极至，欲使社会倒退至“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状态。由于这种治国策略的代价极大，因而得不到统治者的支持。“无为”只能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治国之术，而没有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
儒家思想不像法家那样激进，也不像道家那样消极，取中庸之道，因之更易于人们接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以其成体系的思想推动着无讼观念的发展。
（二）无讼的表现
1、官方的息讼
息讼是官方实现“无讼”目标的手段与方法。官吏们惯常使用的“息讼之法”大抵有三：一是拖延，即受理后拖沓不决以使诉讼当事人主动放弃或撤消诉讼。明朝有位松江知府赵豫，到任以后，凡是有人来打官司，他第一句话就是：“明日再来”。有人不肯走，赵豫好言相劝，最后还是那句话：“明日再来”。老百姓笑称“松江太守明日来”。二是不理，直接对案件拒绝受理，以阻却兴讼之路；三是感染，即以德化人，耐心恳切地劝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而期当事人主动撤诉。纲常伦理是司法审判和调处的主要依据。“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以权之。”韦景骏任贵乡令时，有母子相讼者。景骏谓之曰：“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恨终天无分。汝幸在温清之地，何得如此？”垂泣呜咽，取《孝经》付令习读。于是母子感悟，各请改悔，遂称孝慈。宋代思想家陆九渊知荆门军时，百姓有争讼，每多方劝说。尤其对于父子兄弟之间的纠纷，他总是以儒家“纲常礼教”来开导、启发，最后往往使他们感动得自己撕掉状子，重归于好。
前两种办法是用“不作为”的方式消极塞讼，不足为训。如清代的崔述说：“今不察其曲直，而概不欲使讼，陵人者反无事，而陵于人者反见尤。此不惟赏罚之颠倒也，而势亦不能行。”唯第三种方法最得人心，可以称道，几乎成了中国古代民事司法审判的基本内容和模式，盖为近世调解之雏形。但是，官府的息讼始终是以贵和持中、息事宁人为宗旨的，明辨是非降格为次要的问题。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使侵权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得到纵容和迁就，这无疑是一种忽视根本和长远利益的短期行为。在古代的调处息讼制度下，当事人服从调解，并非出于自愿，而更多是慑服于官威，知其不可强诉，只好屈从。
息讼措施的另一种状态是政府对讼棍的严厉惩处。中国古代讼师完全不同于现代的律师，其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是遭人鄙弃的行业。讼师们熟习律条，并善于舞文弄墨，巧妙地运用条文，怂恿人打官司，以不正当的手段从中渔利，往往无中生有，虚构或增减罪情，以是为非，颠倒黑白，为当事人开脱罪状或者诬告对方。荀子就曾指责过讼师的鼻祖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足以欺惑愚众。”讼师在世人眼中不过是靠挑拨是非为生的小人。他们的暗中活动有损于社会安定，非但不受法律保护，而且作为不正当的职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如《唐律疏议·斗讼》规定：“诸为人作词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明、清律就明文规定有“教唆词讼”罪。《大清律例》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代人捏写本状，教唆或扛帮赴京及赴督抚并按察司官处，各奏告强盗、人命重罪不实，并全诬十人以上者，俱问发近边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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