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陪审员资格的出发点，是陪审员有能力尽职尽责，借鉴西方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有的学者提出，[12]陪审员的资格应有以下限制。(1)国籍限制，必须是中国公民；(2)居住期限限制，一些取得中国国籍的居住期限较短的居民，不宜担任审判员；(3)年龄限制，仍以23岁为界；(4)行为能力限制，必须为完全行为能力的人；(5)品行限制，无犯罪前科；(6)文化程度限制，这涉及陪审员组成应当是“平民化”还是“知识化”，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陪审员应当“平民化”，人人都有权担任陪审员，只要具备一定的年龄和行为能力，都可以担任，不宜作过多限制，否则不利于群众对司法的参与，体现不出民主性，因而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草案第2条规定，陪审员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一定的法律知识或其他专业知识”，显得条件太高，应当限定在“初中以上”，甚或干脆不作要求；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专业，规定所有民众都可参与，是不现实的，应当是“大专或本科”，至少不能低于“高中”，这才有利审判的顺利进行。另外，还有些复杂、技术性很强的条件，奉行“专家陪审”，但并非替代鉴定人的“鉴定结论”。[13]
2•统一产生方式
陪审员的产生渠道，法律规定了两条：(1)《法院组织法》规定由选举产生；(2)特邀产生，规定于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的《关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聘请特聘陪审员的联合通知》。在实践中，由于人大每年在选举代表时不再推荐陪审员，法律规定的第一条渠道实际上行不通。对此，司法现实很混乱，有的由法院直接任命；有的由民政部门指定；有的由有关单位推荐。我国现行诉讼法规定，陪审员在诉讼中与审判员行使同样权力，处于“准审判员”地位。如今不统一的产生方式，实背离
宪法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上述草案第
3条规定，关于陪审员必须“由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是颇具合理性和合法性的。
3•规定任期期限
实践中，有些陪审员被“选举”或者“任命”之后，一任就是几年甚或十几年，并可连选连任，有些陪审员实际上任期比审判员还要长，这导致了“专职陪审员”、“陪审专业户”的出现；他们固定在法院工作，和法官一起上下班，每日按时领取津贴，半职业化、职业化倾向明显。还有的地方，陪审员往往由一些单位的富余人员或者无业人员充任，陪审法庭变成了一些下岗工人的“再就业中心”，这严重背离了陪审制设立的宗旨，有违陪审制的初衷，使陪审制的“民主”、“监督”色彩丧失殆尽。但在最高院的上述(草案)中，仍然规定了陪审员的“任期为3年”，并可“连选连任”，这很难避免前述产生的弊端。所以，拙见，陪审员不应规定“任期”，只要其资格得到确认，就可终身兼任，但在具体操作中，则应采取“一案一选”、“一选一任”，随机抽取，奉行回避的方针，这可更大限度地扩大民众对司法的参与，增强陪审人员的新鲜感、责任心，使陪审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4•改变陪而不审
实践中审判的两个基本环节集中反映了“陪而不审”。(1)庭审中，多数陪审员只是静坐，始终不说一句话，庭审完全由审判长进行。庭审方式改为对抗制后，这种情况更甚，以往审判长主持下，偶尔宣读一下证人证言，出示一下相关证据的情景也消失殆尽。更有甚者，如庭审时间过长，个别陪审员打瞌睡的情况也会出现。(2)合议时陪审员缺乏独立见解，一味盲从附和主审法官的意见，使合议流于形式。从对一基层法院抽查的50例案件评议看，主审法官简介案情发表处理意见后，陪审员简单表述同意的，共42份，占84%；陪审员发表补充意见的，共8份，占16%；发表不同意见的为零。难怪有人形容陪审制为“陪衬制”。陪而不审还表现在陪审员的职能发生严重扭曲，该履行的未履行，不该履行的乱履行，表现在：(1)大多数陪审员兼做书记员的工作，代书记员处理收发案卷材料、校对、送达裁判文书、整理装订案卷等日常事务。(2)履行执行员的工作职责。有些法院招聘陪审员主要为了做执行工作，解决执行办量不足的问题。[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