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代德国司法实践中，非职业法官一般不能参阅卷宗，他们获得信息的惟一来源是口头听审。对非职业法官在审前可以提出异议，适用的异议规则和理由与职业法官回避制度相同。此外，非职业法官在审判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由于非职业法官对法律不熟悉，在职业法官面前说话很难有足够的力量，导致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上服从于职业法官的意见。有资料表明，陪审员对定罪问题的影响程度仅为14%，对量刑问题的影响仅为6.2%。所谓的陪审参审在德国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陪衬”。[10]
四、陪审制度的中国形态
陪审制度在我国被采用为“人民陪审员制度”，它与西方陪审制度的性质、功能、内涵、意义等截然不同。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宪法定位
我国的陪审制度源于前苏联，1949年9月建国前夕颁布的《共同纲领》第7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以后的1954年
宪法第
75条又重申这一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制度”，把陪审制纳入国家根本法，反映出对普通大众参与司法程序，人民权力人民行使这一民主形式的重视。195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为便于人民参与审判，人民法院应视案件性质实行人民陪审制。陪审员对于陪审的案件，有协助调查、参与审理和提供意见之权。”并首次规定“人民陪审员按选举原则产生”。1954年的《法院组织法》又首次推进了一步：“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是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整个50年代为人民陪审员制的辉煌时期。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军管人员代替法官办案，司法制度受到冲击，人民陪审制名存实亡，《1975年
宪法》中被取消。文革后，虽然《1978年
宪法》第
4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的规定实行群众代表陪审的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受到重视，也未真正实行。《1982年
宪法》又重新将这一制度废除，但1983年修改《
人民法院组织法》，将原规定第一审应实行陪审的制度，改为“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赋予法院选择适用陪审制的灵活性。据此，有的学者认为，我国陪审制度的有无不取决于
宪法上的存废，
宪法中没有规定的制度在现实中仍可执行，我国陪审制立法不存在“违宪”问题。[11]
1998年9月16日，李鹏委员长就“陪审员”问题专门发表讲话。肖扬院长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也明确提出：要“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继续积极探索人民陪审员的推荐、任职方面的改革，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在审判工作中的作用。”2001年，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五年改革纲要》中，把“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审判方式改革的发展目标之一。根据最高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部署，最高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
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表明了上层领导对我国陪审制度“改革与完善”的决心。
(二)改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法律思考有以下几点值得思索：
1•明确任职资格
我国陪审员资格规定在《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38条第1款，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3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但是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