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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陪审团在审理事实方面也并非为所欲为，在早期，如果陪审员在明知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与之相反的裁判，要受到所谓“剥夺刑”的处罚，即“其全体成员要被关进国王的监狱，其动产和所有物应被没收，其住所和房屋要被拆毁，树木应予砍伐，牧草应被铲除。”
第三，大陪审团与小陪审团的区别。早在1166年《克拉林顿条例》和1176年《诺珊姆顿条例》便规定每一个百户区要有12个“合法的人”报告他们所知道或听说的犯罪，他们不必对犯罪事实有所了解而只是反映嫌疑人在邻里中的声誉如何即可。1275年“威斯敏特条例”第一号规定“那些恶劣名声已公开的重罪犯，如拒绝将自己置于国王的诉讼中接受陪审团的调查，应作为拒绝服从国家的普通法而判处严重监禁”，一般认为这是英国大陪审团的开始。1352年爱德华三世颁布诏令禁止起诉陪审团(即大陪审团)参与制作判决，另设一个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这就是“小陪审团”。大陪审团审查起诉，小陪审团审理裁决事实这种分工延至近代。
纠纷发生后，原告将案件诉至普通法法院，然后由大陪审团审查批准起诉，双方当事人在法官和小陪审团面前陈述、答辩、举证，然后法官就案件有关问题向小陪审团作出指示，然后陪审团进入陪审团室就是否构成犯罪或侵权作出裁断，最后法官就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判决，这就是英国陪审制的大概内容。曾几何时，这个制度作为国王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工具，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平民反对王权的武器。布莱克斯通将这一制度誉为“每一个英国人”“自由的伟大堡垒”，是人民的自由和国王特权之间的“强有力的和双重屏障”；凯姆顿勋爵这样提出陪审制度的不可成缺：“陪审团审判的确是我们自由宪政的基础；失之，整个大厦将毁于一旦。”[6]
3•陪审制度走向衰落
19世纪下半叶以来，陪审制度在英国走下坡路了。在民事诉讼方面，1854年的“普通程序法”规定只有双方当事人都同意的情况下案件才由法官独任审理，到1873年“最高法院组织法”就已规定大部分民事案件免用陪审制度。1933年的“司法管理令”第6条把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陪审团审理的范围限制在侮辱、诽谤、恶意告发、错误关押、诱奸、破坏婚约等案件。即使在这些案件中，如果法院认为审判将包括对文件、账目或有关科学的或地方的调查的话，也可以拒绝使用陪审团。1948年民事诉讼中的陪审制被正式废除了。
刑事诉讼方面，大陪审团于1933年颁布《裁判管理法》对大陪审团职能进行了严格限制，其审查起诉的职能由治安法院行使。虽然法院仍规定17岁以上的具有普通法上陪审团审判权利的人，其权利未经同意不得剥夺，但是目前，只有3%的刑事审判使用陪审团。1977年“刑事法”规定了刑事案件审判中必须有陪审团、只能简单审判和两者皆可的三种情况，属于第一类的只有谋杀、凶杀和强奸案。这样，昔日被资产阶级思想家、法学家热情讴歌的“自由的堡垒”、“人权的屏障”的陪审制度在前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衰落下去了。什么力量除掉了陪审团神圣的光环，甚至使它在许多方面受到了冷遇呢?大致有以下原因：
第一，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使他们重新考虑革命时期为了争取同盟军而提出来的一些口号和根据启蒙时期的原则建立的一些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社会各方面因素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一些有利于保护人权的制度受到了怀疑和限制。这种情况不只是英国一国，也不仅限于陪审这一种制度。这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趋向性潮流是陪审制度在英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犯罪率不断上升，诉讼增多，司法机关迫切要求缩短诉讼时间以减少案件的积压。而陪审由于要选出陪审员，要由双方当事人提出回避要求，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评议、作裁断(无法达到协议则解散该陪审团，召集一个新的陪审团)等过程，往往使诉讼旷日持久，两方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而且现代社会生活带来了许多证据简单的犯罪，如与交通有关的一些犯罪，在这类诉讼中，陪审团形同装饰品。另外，许多陪审员本身似乎对他们的职务也不感兴趣，因为虽然有旅费津贴和收入损失的补偿，然而耗费许多时间的审判还是常常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损失。这是原因之二。
第三，审理需要专业知识。科学的发展，使得一些案件的审理需要某些专业方面的知识，而现在确定某一案件的陪审团成员的方法常使一些外行来充任鉴定这些证据的法官。伦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戴文斯曾撰文记述了他当陪审员的经历，一个案件就因为陪审团的一半成员对指印证据的科学性持怀疑态度，无法作出裁断而终将被告释放。另外，陪审团构成的不确定性，同一种案由不同的人组成陪审团审理，其裁断可能有所不同，也难免带来一些混乱。有人研究，对被告人，青年人往往比老年人有更多的同情；体力劳动者作出的决定异于白领阶层，妇女常与男子有别。这样，被告方便利用要求回避以得到有利于自己的陪审团，带来了一些弊端。这是原因之三。
很久以来，人们对陪审制度的利弊得失就有许多争论，主要集中在：第一是关于陪审团所起作用的评价问题。拥护者认为它提供了一个公民体验司法的重要机会。它缓和了确定性判决的严厉性，并有利于和解当事人双方的敌意，使得判决更加持久。另外，它还是公正的保证，因为贿赂12个人比1个人要困难很多。反对者则认为陪审团对公民来说是一个不公平的负担，它费资太高，同时使诉讼没完没了地拖延。第二个问题是有关陪审团和法官办案优劣的争论。反对者认为受过专业训练的具有更高知识水平和更多经验的法官，比没有持久责任的陪审员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法律和事实。拥护者则争辩道，12个大脑要优于1个，陪审团在才智方面要胜过它的单个成员，而且，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不但不是陪审团的缺点，反而是优点，因为它能够保证每次清新的观念，从而避免那些有可能影响司法观察力的陈规旧习。争论的第三点是关于陪审团对法律的解释问题。反对者认为陪审团不会忠于法律，这或者是因为它不理解法律，或者因为它不喜欢法律，它使得司法不稳定，会导致一个人治的政府而不是法治的政府，而这是与英美政治传统格格不入的。拥护者则认为灵活性正是陪审团的持久特点，正是依靠它，严格的、一般的法律才能在司法实践中与特殊的案件相结合。法治是指法律精神的统治，而不应拘泥于文字。以上两派的观点看起来都有一定的道理。可以认为反对陪审团的观点和学说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也是陪审制度衰落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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