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很多时候，
宪法解释者的回避不是出于政治话题的敏感性，而是因为牵涉到复杂的、全局性的规划，这种规划的工作超出了法律解释者的能力，因而只能由立法机构去完成。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摩根案件时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联邦政府各部处理的事务均由部长署名，但部长根本不可能亲自处理每一件纠纷，这种工作的方式合理吗？在第一摩根案的判决中，法院以“作裁决的人必须审讯”乃是法律的正当程序的应有之义为由，判定并非由联邦农业部长本人、而是由机构的工作人员以他名义做出的裁决违法。在针对农业部长重新作出的决定的第二和第四摩根案中，法院确认部长已经完成了他的审讯义务，尽管根据部长的工作日程，这位要务缠身的部长根本没有时间查阅相关的案卷，但法院认为司法不鉴定思维活动。很明显，法院在第二和第四摩根案中的态度是典型的回避，也是可以理解的回避：法院不能放弃裁决者必须审讯的法律规范，但如果要求名义上的裁决者在每个案件中实际地进行裁决，整个的行政系统就将会崩溃。[⑧]
对于政治性问题，
宪法解释者的一般性态度应该是回避，只有那种事关重大（这里的事关重大，包含着由于无法以其他方式解决问题的含义）、结论明确而且预计
宪法解释者的裁决能够得到广泛的民意支持的情况下，对政治性问题的介入才是明智的。
物权法草案所涉及到的
宪法问题，不能符合上述的任何一条标准。首先，正如童之伟所言，对不同主体的物权予以平等保护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而市场经济模式应该是社会发展的不二选择，因此，确认总体上的对物权的平等保护原则违宪，可能难以得到民意的支持；其次，从对
物权法草案是否真正违宪的汹汹争议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保守的结论：
物权法草案的违宪性是需要进行系统论证而且难以贸然定论的问题；
关于物权法草案的争论并不涉及到重大的历史选择，也绝没有非
宪法解释机构确定违宪则会带来严重的社会秩序的情形，因此也就决计没有达到事关重大的程度。综上，就单纯的
宪法解释者的角色而言，对
物权法草案是否违宪，明智的态度应该是回避。
五、再论
物权法草案所涉及的
宪法条文的冲突
从上文可以总结出，
宪法解释者的基本的权力边界有两个：一是尽量避免卷入政治性争议，一是不得对
宪法条文本身提出质疑。当然，也不乏
宪法解释者直接裁决政治性争议的例子，但这终归是特例。而像上述的爱尔兰的首席法官肯尼迪一样裁决
宪法条文（包括修改
宪法的条文）违宪，那更该是少之又少的现象。在这个权力的边界之内，
宪法解释者享有无限广阔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