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认错”秋菊与村长展开了冲突，一方强烈要求材长“认错”，而另一方则拒不“认错”？“认错”在农村生活中代表什么意义呢？
　　中国的农村经过土地革命与生产公社化运动，虽然其“以宗法制为核心”社会结构已动摇，但经过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的社会结构又逐渐趋向于稳固。建国初期，国家公权力虽然想介入农村基层，但经过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教训后，采取了基层自治，无为而治的方针，国家公权力不再介入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仅对农村重要的方针政策执行拥有指导权，在司法方面，除刑罚权外，一些民事纠纷主张以调解为主，充分尊重当地习惯。因此，以亲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以“我”为中心由内推外的社会格局依旧存在，在此之中，由于传统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还遵从着礼的规范，只是村长代替了原先族长的位置。
　　在农村生产活动中，生产工具相对粗糙，而且生产劳动特别繁重，对农业来说，水利设施建设又必不可少。而类似水利工程这些公共设施又非个人所能承担，是以大规模合作劳动自属必然。合作，须明确分工，划分各自任务范围，而且如何处理紧急事件与人与人之间的纠纷，这些都要求一个极具权威性、人人服从的权威性人物出现。在传统社会中，族中辈份最高年龄最长的充当了这一角色，而且由此形成的权威地位由于儒家“亲亲尊尊”意识形态的灌输，绝对不容置疑。但族长被村长取代以后，村长作为一个权力拥有者其权力合法性来源得不到保障，虽然其代表的是国家。然而“天高皇帝远”，“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其代表国家的权威并不能通过有形的现象表现出来，并且中国自古对权力的观念是世俗的而非宗教的，“枪杆子出政权”只要有实力就拥有权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村长对其处境应该非常了解，权力如果不能绝对的可靠，营造一种神秘气氛也是行使权力的一个必要手段，所以对权力的“魅化”显得极为重要。村长在对权力魅化过程中使用了许多手段，包括各种政府文件的下达必须到他手中，而且从不以文件形式下发出去，而是采取了口头语言的形式来宣布远在天边的“政府”政策，由于秘不示人，对文件的解释权完全掌握在个人手中；并且即使是司法文书——法律规定必须交与当事人的裁决书也由他来传达；乡级的公安也有意无意地助长了其权力的“魅化”，在调解村长与秋菊的矛盾时，秋菊被排斥在外，由李公安与村长秘密协商矛盾的化解。结果即是两人都有过错，双方作自我批评，以安定团结为重。
　　秋菊要求村长“认错”则会极大削减村长对权力的“魅化”，村长权力的行使建立在代表国家基础上，村长一旦向一个被管理者的角色认错，其行为正当性则受到置疑，永远正确是魅化的必备条件，如果得到错误的评价，那么他代表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以后权力的行使则备受怀疑。作为一个村长，威信的丧失，权力的“去魅”则造成他对于村务管理权力弱化。作为一个村长，丧失绝对的威信，则不可能大大风雪之夜，喊来一大批在外庄看电影的村民，然后连夜把秋菊抬到城里的医院。如果作个对比则更加明显，秋菊的丈夫也曾经喊过人，但并没有丝毫效果。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城市，则谁也没权力要求人放弃自已的娱乐而帮助他人，即使法律也无此规定，如果诉求道德，则可能会，但并不确定。因此就农村的特殊性而言，保留村长绝对性的权力是必要的，但前提是必须有一定界限，并加以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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