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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被称为上帝的护理。近代科学和人文思想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对上帝护理的一种世俗化的解释。如牛顿发现地心引力，看起来对托起这个世界的力量有了一种“科学”的解答，其实他证明的是一件更为根本的事，那就是原来真的有一种力量在托起这个世界，原来在一切的背后真的都有秩序。如果你对这一点很麻木，你的惊讶就全部放在“科学”解释本身上去了。但你也知道，科学只是规律和秩序的解释者，而不是它们的创造者。亚当·斯密发现的市场规律也一样，在规律的背后，他解释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使得每个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合在一起导向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我们对这个说法都很熟悉。如果我问，你相信市场那一只“看不见的手”吗？我想自由主义者几乎都会回答，我相信。但我问你相信上帝的存在吗，至少你们可能就会回答NO了。可那只手到底是谁的手啊，难道是亚当·斯密的手吗。
上帝托起这个世界，是为了他的永恒的计划。首先是神的创造，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是要将他的形象，也就是神的爱和公义，以及他的圣洁、荣耀和智慧，赐给人。然后神容许了人的堕落。然后颁布律法使人知罪。这很有意思，为什么上帝要容许人的堕落，以及颁布律法。你说亚当夏娃为什么吃那个果子，不是神故意下套吗，你知道亚当一定会忍不住的。那为什么要有行为之约呢，因为上帝如果不颁下约法，人就死不认帐。如果没有律法，人就没有罪，没有法就无所谓犯法。但为什么上帝要立法呢，上帝立法跟我们立法不一样。上帝立法不是让人去遵守的，因为神知道人一定守不住，那个标准太高了。他立法的目的是叫你认帐，叫你知罪，叫你承认自己做不到。如果亚当没有那个吃果子的禁令，上帝对他说，亚当，你将来一定会背叛我。亚当一定不服气，一定赌咒发誓说我绝对不会。你想你会承认吗？ 我想我是不会的。因为我也做过律师，律师的意思，就是哪怕你铁证如山，我也死不认帐，对不对？你看亚当犯罪之后，他对上帝提出了两个抗辩理由，第一他说，是那个女人叫我吃的。第二他说，那个女人是你给我的。你看，亚当不但是人类的祖先，还是在座各位的同行，亚当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辩护律师啊。我常常觉得学法律的，最容易接受基督教信仰。因为律师有罪啊，我们做律师的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天下哪里还有罪人呢，天下就只剩下检察官和法官才是罪人了。所以就算你是人权律师，也千万不要在道德上把自己看得太高，一看得高就入魔了。
然后上帝立法的目的，也不是为着惩罚，而是为了救赎。上帝在基督里为那些承认自己守不住律法的人受苦。因为罪一定要付出代价，才有公义。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无辜的羔羊，去替世人赎罪。基督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他是神，却“道成肉身”，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他出生的目的就是去死。这就是替罪羊的意思。在我们的法律里，“替罪羊”一定意味着冤案，而在上帝的计划里，“替罪羊”的意思就是福音，就是爱。《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的计划，就是要利用一桩冤案去拯救罪人，他自己就是冤大头。
接下来的历史，就是救恩的落实。人若相信十字架上的救赎，耶稣基督就甘心作你的冤大头。人凭着信心就重生，就活在属灵的国度里，天国就在人心当中开始扩展。上帝的国度就在大地上与地上的国度重合，救赎的历史就在世界的历史当中展开。直到末日，进入这个世界的尽头。上帝也要在末日审判一切死不认帐的人，这对我们学法律的来说又是一种鼓舞，上帝也是我们的同行，上帝才是真正的法学家，真正的立法者，真正的宇宙中的最高大法官。圣经《以赛亚书》中说的一句话，“耶和华是给我们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审判者，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你看地上是三权分立的，但宇宙是三权合一的。因为第一，如果有真理，真理不能自相矛盾。所以上帝一定是至高全能的，是独一的上帝，是三权合一的。第二，虽然有真理，但没有一个单独的人或机构可以在地上代表真理，所以地上必须分权。因为“全能”是神的属性，体育比赛有“十项全能”，那不是真正的全能。全权主义的政治就是冒充神。你不承认三权分立，就是把国家当偶像，就是国家崇拜，《圣经》中极其严厉的咒诅这种行为。
那什么是世界的尽头呢，世界的尽头原来就是一场终审判决。但审判不是为了审判，审判是为了救赎，惩戒不是为了惩戒，惩戒是为了赏赐。这是上帝的宇宙性的审判，与一切人间审判最大的不同。上帝的律法与恩典有关。我们的律法呢，我们长期以来，把法律理解为一种冷冰冰的的东西，把法律理解为恩典和慈爱的反义词，把审判理解为赦免的反义词。如果你来了解上帝的审判在基督徒世界观中的意义，你会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是法律。
这个图景当然是一个神本主义的图景，有神论的图景。因为上帝的实在性，因为上帝大而可畏的主权。所以在这个图景中灵魂和身体都是真实的，人的概念在上帝面前是完整的，物理世界与逻辑世界也是一致的，永恒和时间也是有关系的。在这样一个世界观中，政治国家最多就是个弼马瘟，没有太高的位置。国家是什么意思呢，借用庄子的比喻，国家就是两条鱼上了岸，然后“相濡以沫”。庄子说，不如相忘于江湖，于是道家到最后就舍弃了政治学。而政治学是什么呢，政治学就是“相濡以沫”这四个字。但是历史和人的生命，在基督徒的这个世界观里，你会看见又有远远超过“相濡以沫”以上的意义。
对基督徒来说，这一世界观的存在，才是国家权力为什么必须被约束的前提。而不仅是一种技术主义的宪政观，因为权力要腐败，所以要限制。宪政主义不是单单认为政府必须被约束，换言之宪政主义不等于民主主义。那些齐心合力修筑巴别塔的民众，难道就不需要被约束吗。基督徒看宪政的实质，乃是人的意志和人的理性，必须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当中被约束。在一个整全的世界场景中去看宪政，宪政的意思就是人类的政治和强权，包括立法者，包括政治学意义上的“人民”，都必须被那个普遍的、超验的价值所约束。所以基督徒认为，人民不是主权者，政府也不是主权者，世上的政权都是残缺的，宪政就是一种残缺的主权政治。台湾学者张颢以前提出一个概念，叫“幽黯意识”。他的幽黯意识和基督教的原罪有关，这一意识倾向于认为人性是恶的。人性深处的幽黯，不可能通过政治去化解，更不可能在政治中行出完美的公义，哪怕是民主政治。所以政治就必须以承认人心深处的幽黯为前提。所以政治就一定是残缺的。然后你想，一个不可能行出完美公义的国家，它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一个完美的主权呢？因为人间的正义是残缺的，人间的主权也必须是残缺的。
所以人也不能把他的生命理想寄托在任何一种政治或国家的哲学之上，哪怕是自由主义的或宪政主义的政治哲学。否则《圣经》上说，一定“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基督徒认为唯有上帝和他所启示的道，才是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以及宇宙的真正的主权者。
如果引入基督徒的末世观，基督徒把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以后，到基督再来施行审判，终结地上的历史之前，都称为“末世”。在基督徒眼里，这个被罪所诅咒的大地上是永远不可能有盛世的。其实这也是自由主义的看法，自由主义认为世上只有“最不坏的制度”，没有最好的制度。但自由主义者往往把那个“最不坏的制度”又看得太沾沾自喜了。圣经《申命记》中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一句话，就把各种制度决定论、制度进步论和制度崇拜的幻影击碎了。你可以去改革制度，比如我们承认宪政民主是地球上最不坏的制度。但任何制度下都一定有罪恶，一定有不公义。所以这节经文的下半句是，“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在任何制度下，爱和宽恕都比制度本身更重要。共产党说现在是盛世，但是对不起，GDP再高也不是盛世。这样你就看到两种世界观的对立了，就是一个灵魂的国度，一个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对立。如果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是一个拒绝灵魂的世界观，是一种人定胜天的终末论。那么基督徒非要说这是“末世”的话，你就等于在统治的合法性上给了无神论政府一个耳光。所以在官方的“三自爱国教会”中，你几乎听不到牧师们宣讲末世论。因为让隔壁的宗教局听见就太刺耳了。
基督徒认为国家之上有普遍的价值，这些普遍的价值形成自然法，自然法来自上帝的启示，就是上帝刻在人心中的律法。从古典的自然法学家到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们，他们把上帝的位格（Person）淡化了，然后认为这些价值叫做“天赋人权”，叫做“不言而喻”的。到今天又有一些更经验主义的政治哲学，他们继续把这个非位格的“天”也去掉了。但最终，他是一定要承认有普遍价值，而且这个价值高于国家，先于国家。高于国家的意思就是说，人类历史一定有高于国家的意义。如果连这个都不承认，那就没有法律，也没有宪政了。法律就变成“统治阶级的意志”了。那不叫法律，那只是强盗逻辑。换句话说，法律的意思，就是不承认国家的强盗逻辑。
这就是政治学上称为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如果你到梁山去，李逵跳出来拿一把刀，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钱。然后说，我是梁山地方税务局的局长。那么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到底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问你要钱的那种权力，跟国家税收的那种权力，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李逵要钱，和宋徽宗收税，这个合法性的背景和差异到底是如何建立和被区别的呢。也就是说，在你所理解的那个世界里，你一定要在“成王败寇”之上，划出一个清晰的界限。这就是一个法律人最基本的信仰。当老子在一边冷言冷语的说，“窃钩者死，窃国者诸侯”。你可以有底气说，我所相信的是值得我相信的，我能分清楚什么是合法的国家权力，什么是犯罪。我能肯定我服务的对象是法律，而不是强盗。如果你有这个信念，你可以把你的职业放在一个整全的世界图景当中，去获得一种正当性。那么律师对你就是一份神圣的职业，而且和你的生命血肉相连。如果你没有办法把你的职业放回一个完整的价值世界当中去认识，那么对不起，律师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耻的一种职业。你也不可以说，我做一个案子就像人家做一根板凳。你心里很清楚，做案子和做板凳是不一样的，就像李逵和宋徽宗那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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