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
民法通则》第
79条第2款规定：“拾得遗失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付的费用由失主偿还。”与此相应，《
刑法》第
270条规定，“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要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可见，拾金不昧是当代每个中国公民的法定义务。由于《
民法通则》仅规定了遗失物拾得人的返还义务和必要费用偿还请求权，而没有规定拾得人享有报酬请求权。因此，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不少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民法典应当规定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否则不利于拾得人返还遗失物，也不利于保护失主的利益。但也有学者认为：“拾金不昧确实为我国数千年所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它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应得到不断地发扬和光大。”[4](p.297)当前，《
物权法（草案）》在审议时，这一问题又再一次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究竟《
物权法》要不要规定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针对“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观点，我们不妨考察一下中国古代法是如何规定的。在中国古代法上，遗失物又称阑遗物，元代称“孛兰溪”，指被所有人遗失或遗忘的财物。遗失物如被他人拾得而如何处理，按照《周礼》所载和秦汉法律的规定，一般实行“大者公之，小者私之”的原则。《周礼•秋官•朝士》云：“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举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汉儒郑司农注曰：“若今时得遗物及放失六畜，持诸乡亭、县廷，大者公之，人物没于公家也；小者私之，小物自畀也。”可见，这种小遗失物经过公告期后归拾得人私有的制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时代按先占原则确定所有权归属的遗风。不过，随着汉代儒家思想的影响，“道不拾遗”被认为是“教化大行”的重要标志，因而魏晋以后法律开始对遗失物“小者私之”加以限制。唐宋法律明确规定遗失物必须交还原主，拾得人负有送官的义务：“诸得阑遗物，皆送随近县；在市得者送市司。其金吾各在两京巡察，得者送金吾卫。所得之物，皆悬于门外，有主识认者，检验记，责保还之。虽未有案记，但证据灼然可验者，亦准此。其经三十日无主识认者，收掌，仍录物色目，榜村坊门。经一周年无人认者，没官，录账申省听处分。没入之后，物犹见在，主来识认，证据分明者，还之。” 如果拾得人违反送官义务，则“以亡失罪论；赃重者，坐赃论。私物，坐赃论减二等。”(《唐律疏议》卷二十七《杂律》“得阑遗物不送官”条) 元朝入主中原后的法律沿袭了这项原则。然而，号称继承唐律的明律却对此进行了重大修改。《大明律》卷九《户律•钱债》“得遗失物”条规定：“凡得遗失之物，限五日内送官。官物还官，私物召人识认，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一半给还失物人。如三十日内无人识认者，全给。限外不送官者，官物坐赃论，私物减二等，其物一半入官，一半给主。”据此，遗失物的拾得人虽然仍有送官义务，但只要送官，就至少可得到遗失物一半价值的报酬。清律继承了这一规定。可见，这与现行《
民法通则》的规定显然有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