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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首长特别费案”关涉的重要宪政/行政法律原则：法律确定性与信赖原则以及由"行政惯例"所形成“确信”的解析
1 关于“行政法律之确定—信赖原则”之遵循问题： 所谓法律之确定性—信赖原则，即是根据法律法规的确定性意涵/内容，而使相关当事人产生“确信”并发生相应行为。对此，可以概括为：由于法的确定性规范/或规范的确定性内容，使人确信而生“信赖”与行为！ 这已经成为当代行政法学及欧美行政法之重大原则，有必要于本类案件司法中突出考虑与实行！因为，根据目前情势，特别费案决非个案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确信与信赖”之比较普遍行为，还是由经年有月之“行政惯例”所形成。就此而论，法律与司法上之关键，不仅仅在当事人如何认知这部分特别费之属性！同时，必须以事实上它是如何在实际中操作与实施的为重要根据！由此，必须以"现金使用(三种支领方式之最低位者)"之“不可查性”作为司法的必要限度与实质标准。从而，做到不回避法理原则与事实来加以对其他支领方式者，进行合法合理的推论与判定。
同时，值得强调提出的是：对于“信赖原则”如果不依法律规范内容的"确定性"原则来理解，一定会误为特别费不需凭证部分的规范与实施，是基于"对首长的信赖"而不予审查和严格要求(正如行政部门一些人的认知与解释)。其实，这种认知可以说既是一种对该重大法律原则的"误解"，同时又是"望字生意"和以传统的立法立规者“权力本位”观念，而歪曲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之本意：即该关键法规之确定的意涵，只能以其实质意涵(若依法理学中假定之有犯意者或犯罪者的理解的定律来定义或解释。)和长年实施情况来作事实认定。这里，不存在行政基于信任首长道德觉悟等，而“一向从宽，不行审查”的法理解释与有违法律实质内容的认定。而当事人在该法规确认的限度内支领这部分特别费(“最多不得超过一半”)，既是合法合规范也是在情理之中。关键在事实上是由行政法条如此规范，而引致的行政行为结果。
2 必须正视“行政惯例”之法律效力问题，及其在“首长特别费案”事实情势中的实际作用(形成“法律确知与信赖”的重要根据)：如果从大法官对“行政惯例”之定义与解释(依“大法官会议释字419号解释理由书上所明示的，遵循「反复发生之先例，并对一般人产生法之确信」的行政惯例，或行政上的习惯法之行政作为。”正如，法务部认为，各机关对特别费的认知与处理程序，已形成行政惯例。”——见法务部：特别费是对首长实质补贴(记者黄国梁/台北2006/11/29 报导)。那么，首长特别费之不需凭证部分，实在没有司法严格审查与追究之法律空间与可能。事实也将证明这是由重大法律原则与法理事实所决定的“法则”所在。
概而言之，以上所论“法律之确定性—信赖原则”与“行政惯例”形成事实，是台湾“首长特别费案”司法审查所不能回避的重大法律原则与法理事实基础；是相关司法判断与认定的一个关键性必要前提条件！依此，我们可以对相关司法判定作基本的评析与合法正当性判断。(19/3/07修改)
(一)
解析一：《起诉马英九书》究竟有多少违背法律原则与法理事实的判论与推定？
首先，对陈瑞仁检察官在起诉马英九之后对媒体道出的“检察是司法的最后一道关卡”说(1)，加以纠正。 其实，常识都知道：“起诉并不代表一定有罪！”(2)。 虽然，法院的三审定验之公正判决，才能算是司法的最后关口。但其前提仍然是：需要作出公正的符合法与法理事实的判决！才能通过社会舆论和大众认同的这一真正的关口！所以，认真解析《起诉马英九书》(并可以与相同案件起诉与判决加以比较)(3) 以掌握检察官的逻辑和所采取的方法，即可判断出其具体假设与推理判断并推导出的结论，是否合法合理？由于，《起诉书》 充斥一些检察官对当事人行为的“虚拟假设”的话语(4)，使人容易造成错觉，故需要作出细心解析才能搞明白真相！
所谓检方的“同一标准”，竟然是以现金支取使用为“标准”！
关于检方宣称的“同一标准”问题(5)，可以说，是一个倍受社会质疑的问题(6)！因为，马英九特别费案，由于其依法采取将特别费入账户的方式，有案可查，所以并非复杂。而困难的却是检方采取什么样的标准，才能符合相关法律条款原意与现代法律/司法的诸多重大原则(如，法律确定性原则；法律一体适用与无差别平等对待原则；法律信赖原则；行政惯例及其效力原则；法难以罚众原理，等等)(7)。并能够和其它类似案件采同一标准，以做到“法律上的同等对待”与“司法一体与侦讯追究的一致性”(8)？这才是司法之关键和检方目前没有解决的难点。
首先，对于《起诉书》 ，检方解释声称其与“国务机要费案”采同一标准(9)，那么究竟采取了那些标准呢？由于，两案在关键事实方面存在诸多差别：如案件侦办的重点不同—领取不需凭证款项方面的“入账户(特别费)”与“提现金(国机费)”的差别；在需要凭证部分的犯案主体/责任人的不同等。 所以，两案侦办认定违法犯罪的根据就很难一致。为此，检察官一方面，简单笼统采取了以 “公款私用/与否”(刑诉法准则)来认定贪污犯罪(10)；另一方面，惟对“现金提取和使用采取从宽认定的标准”(11)，只以不能证明实际现金使用的犯罪与不法，作为事实预设与“合理推定”标准！而在法律上对特别费两部分不同款项的属性不作区分。同时，对两类不同领取款项的方式(入账户与现金/支票提取)不作甄别(12)。从而，由此实质上采取了“不同标准”！
而其直接结果是，以现金领取与使用而无不法为“标准”，否定了入账户方式的正当合理与合法性(可思考：为什么近年行政院与北市要鼓励采入账户方式提领款项呢？)(13) 而如果是正当合法的检察标准，那么首先必须对“现金/支票/与入账户”三种方式严格采“同一标准”：那么，依法学原则与“木桶原理”(14)来论，就必须以现金支出的“不可检查性”与“法规规范的不须凭证规范要件”，乃至所有这部分特别费使用没有会计操作与账目记录等，确认不需凭证这部分款项的“实质无不法性”！即行政法实际规范和执行中的，从宽和不予查究之原意(15)。而不是仅仅对现金/支票提取使用方式的“推定其无不法”(16)！所以，就不能单独只对合法正当的“入账户”款项进行严加审查。 显然，由于马英九特别费案中，其总捐赠/支出远大于其特别费收入的特殊情势存在(17)，要证明其“不法”，又回避制度性原因。就必然要导出一系列荒诞的司法假设/推论与判定来(其典型的司法公正缺失，正如说明会上候/陈两位检察官的“赃车没换牌照说”与“小偷不戴手套说”所引起的舆论和社会的哗然(18)！其司法逻辑之诡异，从《起诉书》中即可发现其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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