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重于”——无从谈起。该规章明确规定：“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而按退学处理尚不是纪律处分的一种表现形式。勒令退学、开除学籍都是纪律处分的表现形式。不知何来“明显重于”？
关于校规校纪“不得重于”国家规定。这明显是一个——假命题。作为长期教育经验的总结：严师（而非高师）出高徒——堪称精辟。正如北大的本科录取分数线要比普通高校“高出”（实质就是更严、更重）很多，北大对在校生的要求也会很高，否则怎样保证其教育水平的“含金量”呢？严格本身不是“罪错”。恰如企业标准高于（也就是严于、重于）国家标准，不仅不违法，而且应鼓励。
教师在晋级、聘任过程中奉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学生为什么就不能“诚信第一”呢？
处理的重不重，倒不一定是关键。“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田永自认为：真是“点儿背”呀，真是有点儿“冤屈”呀。宽严“没谱儿”——惹人恼。让人口服心服的是：严格监考，一视同仁。没有漏网的，也就不会有心怀侥幸的！伸手必被捉，谁还伸手呢？看来，监考本身也存在问题。
“抵触”也是不存在的。规章规定的退学的十种情形并非——穷尽列举（也就是“抛砖引玉”吧），更无不许逾越之意。抵触的本意是对立法精神的违背，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与法律规定的不一样。
既无“明显重于”，也不“抵触”，何来无效？
终审法院就比较“狡猾”，“悄悄”回避了这一问题。
十、质疑：退学处理生效了吗？
什么是退学处理的生效？生效是指行为具备了产生效力的条件。退学决定一经完成，就已成立。如果相对方再知晓其内容，就已生效。从一般的生效要件来看，本案中唯一可能产生争议的就是所谓的“送达”。学校的确没有做到直接送达。是不是退学处理因此就“至于死命”呢？法官认为是，本人不敢苟同。理由如下：
所谓的“正当程序原则”浮出水面。直接送达是正当程序之中的内容。问题的关键是，“正当程序原则”能不能、该不该适用于本案？“正当程序原则”是舶来品，对它的认知、接受、采纳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它不是从来就有、尽人皆知的常识。即使是在标准的行政行为领域，在该项原则“登陆”（理念传播）中国多年以后，迟至1996年10月1日实施的《
行政处罚法》才得以首次模糊体现。显然该项原则在“入法”之后：1、效力仅及于行政处罚领域（例如，行政许可领域的程序专门由《
行政许可法》来规定）；2、不溯及既往（对此前发生的任何案件均无效力，也就是说，即使行政机关当时没有按照后来法定的程序做出的处罚行为，也不被认为是违法，更不会被推翻）。而本案中的退学处理是在1996年4月10日做出的，且不是行政处罚，显然：“正当程序原则”在法律效力方面，爱莫能助、鞭长莫及。
判词中出现了“保护当事人权益原则”这一说法，不解其意。恐怕是指行政行为的目的、结果吧？该项原则的内容是什么？可能是法官信手拈来的吧？
更为关键是：送达的本质是什么？是要让相对方知悉行为的内容。简单的道理：不知悉者不生效。无疑，送达特别是直接送达是使相对方知悉行为内容的最佳方式。而直接送达是不是唯一方式呢？舍此，就没有其他方式了吗？
我们能设想学校做出的退学处理决定是要对田永——故意隐瞒吗？这可能吗？这合乎情理吗？学校不仅想要田永知悉，而且也的确付诸实施了：“给田永本人的通知，也已经通过校内信箱送达到田永所在的学院。”至少学院是明知的。这显然不是虚妄之辞，从事后所反映出的部分教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田永鸣不平向原国家教委进行申诉一事可以得到印证。学院知悉，学院中的部分教师知悉，恐怕还有更多的人知悉（要不然，田永为什么会在诉讼请求中要求——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呢？一不小心，把实话给说出来了吧？），是不是“只剩下”田永本人不知悉呢？这可能吗？除了推理之外，只要稍微下一点儿功夫，证据是不难获取的（至少会有诚实的证人证言）。
判词中无意之间出现了一处“漏勺”：“补办学生证并注册应视为自动撤销原退学处理决定。”这里的关键词是“撤销”。业内人士都知道，撤销显然针对的是——具有法律效力之行为。而这与“按退学处理的决定在法律上从未发生过应有的效力”明显矛盾，看来，法官自己——拌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