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行“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潮流中，当今中国的各种经济制度、法律制度逐渐开始趋于与国际“接轨”，许多学科、包括法律学科中的国际法、民商法、社会法乃至行政法领域，也已经出现重视开展中外学术交流、积极吸取国外研究成果的趋势，而相形之下，由于本身特定的学科性质，中国的宪法学理论研究，在这一方面则处于相对滞后的状况。尽管这样，只要客观地承认“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只要客观地承认宪法学术本身也是一门科学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意识到：在宪法学研究的领域中，积极地吸收国外相应的有益理论，促进中外宪法学在研究对象以及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上尽量趋于统一，已经成为中国
宪法理论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套用流行的一个词汇，我们姑且将之称为：中国
宪法理论与国际宪法学的“接轨”。
当然，在具体地进行与国际宪法学理论“接轨”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也应该值得人们注意：在西方国家中，立宪主义已经经过了中世纪和近代两个阶段，并且基本上都进入了现代历史阶段，而在中国，宪政历史的宿命却是它跨越在前近代与现代两个历史阶段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近代立宪主义的“断层”[13]。为此，无视西方宪法学中各个具体原理所具有的历史限定性，笼统地加以吸收，贸然地与之“接轨”，就不排除导致“刻舟求剑”的可能性。比如，中国现行
宪法第
七十五条规定人民代表具有“言论免责权”（相当于西方
宪法中议员的privilege of freedom of speech），在西方国家中，这个宪法制度本来是与近代立宪主义的主权原理、代表制原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为此在现代立宪主义的前提下，一般的西方
宪法理论都认为：议员的言论免责特权不能适用于各个政党对本党议员的约束。但如果把这个当代的
宪法理论直接引入中国的话，那么，这种在历史“断层”上的“接轨”，则未必没有一定的危险性[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