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告诉我们必须从重庆“孤岛事件”冷静的审视《
物权法》。尽管现在
物权法还没生效，对此事件还不能直接调整，但它已经产生重要的影响，况且在它生效后类似的“孤岛事件”拷问《
物权法》能否切实平等保护？因此就具有了时代价值，但令我们失望的是，我国物权法起草说明认为“公共利益”在法学和法律表达上是个难以界定难题，所以在《
物权法》中对“公共利益”不予界定，这不得不说是
物权法的重大缺陷之一。
《
物权法》第
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它实际已经规定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就应该那么明确什么是“公共利益”或规范确认”公共利益“的程序和机构。这样《
物权法》才有可操作性，才能切实的确保“公共利益”的征收实现和防止滥用"公共利益"侵犯私人合法的财产权益行为的发生.。“孤岛事件”以铁的事实证明，对“公共利益”规范在对房屋、土地的征收、征用制度的实践中是不容回避的问题。而现在《
物权法》没有给予相应规范，以现在的规定更易纵容借“公共利益”侵犯私人合法财产权的行为的发生，就很难实现梁彗星教授的：“《
物权法》将终结圈地运动和强制拆迁，使其成为历史名词。”预言。
其次，在经济和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营造绿地、公路、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教科文卫设施确实是符合公共利益，但是招商引资、兴办商业在为投资者带来回报的同时，也促进当地经济的繁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加政府财税收入，并改善本地公共建设，从长远来看，不能说有悖于公共利益，其应该建立公平补偿的基础上，否则与《
物权法》公共利益制度确立的私有财产的公益征收、征用及补偿制度的宗旨完全背道而驰了。在现实中看到，盗用“公共利益”之名行“商业拆迁”之实的事例屡见不鲜，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形象，甚至一些开发商与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勾结，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旗号，混淆公权与私权的界限，严重地侵犯了私人财产的合法权益，而相关的法律制度却又无法为他们提供平等的博弈地位，在个别地区，土地征收征用、城市房屋拆迁，拆迁户出现的种种极端偏激之举，已成了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们不得不反思：政府作为公权的象征，是否一定要以的拆迁（征地）人的身份直接参与拆迁（征地）的民事活动，当与被拆迁（征地）人发生纠纷，其又摇身一变为仲裁者的身份进行仲裁，这样不仅无法保证其公平、公正、公开的行使权利，极易产生权力与金钱的交易，这也是现在在征地、城市基础建设拆迁等领域前腐后继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