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配不是一种纯经济的自发行为。上述权贵资产者对经济的垄断，是基于拥有公权力的腐败官员乃至有些地方政府和不法私人资本家的相互勾结，这已涉及政治层面问题。而基于我国的改革是由执政党和政府主导，其产生的社会公平问题，也多出于政府决策上有疏忽或失误，执行上的权力不作为或权力过度膨胀而产生的侵权行为所致。所以，要追究社会公平失落的根源，重点应当从其政治原因上去找。从宏观视角上审察，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片面的发展观、稳定观和政策与法律上利益倾向性的偏差，以及对改革应当依靠的社会基础动力的漠视。
1．所谓片面的发展观，就是一意进行经济改革的单轨运行，而忽视政治改革的紧密配合；一意追求经济上量的增长，而忽视其结构的优化；一意更忽视其与社会保障的平衡；一意热衷于经济开发，而不顾生态的破坏影响当代的生存环境和后代可持续的发展；等等。可以说，这种片面的发展观，正是促使社会不和谐的重要缘由。
2．所谓片面的稳定观，就是过分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而担心政治改革会影响社会稳定；只讲对外开放而迟疑于对内开放，对公民政治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的
宪法权利，缺乏立法保障，有些地方党政部门还极力加以压制，从而使权力腐败得不到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有效制约和监督，甚至使“稳定”成为权贵们压制人民争取合法权利与自由的大棒。最近发生在重庆市某县一科员因写打油诗讽刺贪腐的党政官员而被当地党政部门调动公安人员予以拘捕，就是一个恶例。
3．所谓利益倾向性的偏差，则是有些政策与法律对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与精神文化资源）、法治资源（权力与权利）、获利机会、改革成果等等的分配，未能统筹兼顾，而多偏利于一部分权力者和资产者等社会强势群体，忽视弱势群体。改革前一切资源由国家垄断（实际上是掌权者垄断），而近年来则被权力者、资产者结成的联盟所垄断。他们掌握着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权，往往将它单向地朝这个阶层集中，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交通等，也多是向社会强势群体倾斜，而将弱势群体阻隔在外。后者遭遇几乎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乃至生存难，不少地方农民的命根子——土地被掠夺，一些城市居民赖以栖身的祖居房屋以极低的补偿标准被强迫拆迁。……
4．所谓对改革的社会基础动力的漠视，表现在工农大众在改革中未能分得应有成果，许多人反倒利益受损，他们从主力军地位边缘化为经济上、政治上受压抑的弱势群体；工农群体以及多数有良知的、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的知识精英，不但由改革的动力被改视为改革的“负担”，甚至被视为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回顾初期我国改革本是从农村开始，农民是推动城市和全国的改革的动力。此后一段时期却把改革的主要依靠置于一些官僚权力阶层和企业精英阶层，使一些地方的改革蜕变为权贵资产者所垄断的政府工程，而不再是全社会参与的社会工程。
（四）当前社会不平与社会矛盾的阶级性[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