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宪法诉愿制度发展过程中，在制度理性与程序的安排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学术争论。比如，在德国的《
宪法法院法》制定过程中，围绕
宪法诉愿的正当性问题，出现了赞同和反对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其争论的核心仍然是个人权利的救济是否需要程序上进行限制问题。以德国联邦议会的法律委员会主席为代表的部分人提出反对意见。主要理由是：从德国基本法赋予个人主观公权的保护程度看，德国并不需要概括性的保护制度；
宪法诉愿制度有可能对法治国家通过司法进行的权利救济带来不确定性；如实行
宪法诉愿制度，可能导致诉讼数量的大大增加，使
宪法法院承受太多的压力；作为
宪法诉愿审判程序的基本权概念是不确定的，以其作为标准而进行权利救济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治国家的性质与功能等。而赞同意见则认为，实行
宪法诉愿制度，有利于公民个人参加
宪法生活，强化基本权的权利性；个人在国家生活中，虽然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保护，但法律的保护并不是绝对的，
宪法性权利的实现需要依赖于更为具体化的救济程序。一般的司法程序存在着忽视
宪法价值的现象，个人通过
宪法诉愿主张其
宪法权利有利于强化保护功能，突出“国家—社会关系”中个体的存在意义；
宪法诉愿既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制度，同时也是维护法制统一性的客观的保护制度；普通法院可以审理法律问题，但并不一定熟悉
宪法问题的判断，专门性的
宪法问题需要专门的
宪法法院进行合理的判断；
宪法诉愿制度是一种补充性的制度，应尊重普通法律程序的价值，不会对普通程序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等。经过充分的讨论，1951年的联邦议会最终同意正式确立
宪法诉愿制度。委员会报告中指出：
宪法诉愿制度有利于
宪法与公民的共同发展，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有利于发挥
宪法法院基本权利的保护功能。根据这种认识，最终的草案中规定：当任何人的基本权利中的一个或基本法第33条、38条、104条和101条规定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有权提起
宪法诉愿；对侵害的权利，如有其他权利救济程序时，应穷尽其他权利救济程序。
二
宪法诉愿制度在
宪法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但为什么程序性限制仍然是
宪法诉愿制度发挥功能的前提与基础？在这里，我们需要对
宪法诉愿程序价值的基础做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
宪法诉愿程序有助于发挥人权保障的功能。
现代的
宪法诉愿制度一般分为两种类型，即权利救济型和规范控制型。所谓权利救济型，是指因公权力的行使或不行使而
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受侵害者提起的救济。所谓规范控制型（或违宪审查型），是指对违宪法律的控制，以维护法律体系的稳定性与统一性。从建立
宪法诉愿制度的基本目的看，国家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具有保护的义务，任何一种对基本权利的侵害都是对
宪法权威的破坏。因此，
宪法诉愿制度对每一个公民来说是一种直接主张其基本权利和寻求救济的重要途径。通过
宪法诉愿制度获得基本权利救济主要有以下方式与内容。一是，
宪法诉愿所保护的权利是
宪法上规定的基本权利，不包括一般法律上保护的法律权利；二是
宪法诉愿请求人自己的基本权利所侵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众诉讼；三是在各种权利救济中具有特殊性的程序，即是一种事后的、特殊情况下提供的权利救济方式，并不是事前的、预防性的救济制度。如前所述，对权利的救济有很多的方式，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救济方式是
宪法诉愿制度。因为，它是直接为个人权利设计的救济方式，客观上强化了基本权利的效力。在
宪法法院行使的职权中，除
宪法诉愿外，没有一个制度是直接向个人开放的，在这一点上
宪法诉愿的个体性是十分突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