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的原委迄今仍鲜为人知。1952年思想改造时，杨兆龙曾以当时不知道王孝和是中共党员没有设法营救表示遗憾。时任东吴法学院思想改造工作组长王明远同志，当晚就对杨兆龙说：“此事与你无关，你无须自责。王孝和是蒋介石要杀的人，你即使掼掉一百顶乌纱帽，也救不了一个王孝和。”
1988年《法律咨询》第四期发表了《杨门浩劫》，友人江女士（系中共地下党员），看了此文后立即打电话到我家，告诉我一个绝密的内情。她说：“1949年上海解放前，地下党在秘密小组会上，曾传达王孝和事件。说他始终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他的牺牲将唤醒国人，认清国民党的残忍，连一个普通工人都不放过，这是党的内部决定，与你父亲无关。”据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隶属中共上海局领导的南京地下党，只要求杨兆龙营救中大学生朱成学、华彬清、李飞三人，根本没有提到王孝和。此事进一步证明反右斗争的所谓“算帐”是何等荒唐！居然嫁祸于人，把一位有功于中共的救命恩人“算”成“杀人凶手”，也算是今古奇闻！
先秦法家韩非子发明了不少维护专制的权术，其中就有“誉辅其赏，毁随其罚”，“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然后一行其法”。韩非子未必能够想象后人会用聚众围剿、口诛笔伐、胡编乱造、“批倒批臭”的手段，将他的发明付诸实施，变成实行人治的法宝。力图把中华民族的一代精英，把关心国事的志士仁人，搞成“不齿与人类的狗屎堆”，并一网打尽。
人治的理论与实践
同样的言论，先出于伟人则无过，后出于文人则有罪。言者是否“有罪”，不是取决于是否“触犯刑律”，而是取决于当权者个人的好恶。矛盾的性质及其转化，完全取决于最高当局变化无常的政治需要。只要给异己者戴上“右派”帽子，便完成了化民为敌的工作，只要定性为“敌我矛盾”，即可认定为“有罪”，而且还有理论根据。
事后人们才发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其实用价值原来在于：（一）可以两类矛盾容易混淆不清为由，成为替“肃反扩大化”辩解的错误难免论。（二）可以两类矛盾随意转化之法，成为打击异己的迫害有理论。不论是后来追加的“六条标准”，还是另行制定的内部文件《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均未通过人大立法，都是“以言定罪”的非法标准，且可由当权者随意解释。以致数十万耿直之士因轻信诺言，坦陈己见，而落入陷阱，沦为“阳谋”的牺牲品。任何单位的当权者均有权蔑视
宪法，侵犯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