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然法学与人权理论-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三）“新仁学”与人权理论
　　有的学者从孔子及其儒家的自然法学说中开发出了“新仁学”及其人权理论，并且得到了日本学者的共鸣。如杜钢建教授在研究《论语》的“爱人”之“仁”时指出：《论语》对礼的强调是以对仁的首肯和深信不疑为前提的。仁与礼的体用关系正如法与法律、自然法与实证法的关系一样，是不可颠倒的，仁对于礼是第一性的。如果缺乏这种认识，对于现实生活中的“非法之法律”和“背仁之礼”就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所作为。[16]因此，在人权虚无主义盛行的中国，要确立人权主义精神，就必须回归《论语》倡导的“仁道”，人道思想也是现代人权主义的理论基础。还有的学者认为，虽然从传统的仁学不可能成为世俗的权利之学，从传统的仁学里推不出人权概念，但是以传统仁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道德原理是可以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如“仁”、“义”、“礼”、“智”、“信”，在原理上与现代人权的原理就有许多可沟通之处。[17]
　　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中，无疑存在超越实定法之上的“道德法”观念，自然的自由观念在儒、道、佛三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完成的“三教一理”的人格完善学说中，一直被看成是人间的最高境界，只是由于从一开始东方就与西方隔绝、缺少交流，才没有归纳出“自然法”和“天赋人权”等概念。但是“，西方的人权观念与中国的传统没有根本的冲突”，如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念不仅与人权相容，而且可以统摄、改进传统的西方人权。与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和美国的批判法学家昂格尔等学者看不到“礼”与自然法的相同与相似、批评中国古代缺乏自然法及其观念的态度不同，东方的新自然法学不仅直接从传统的儒学中汲取有益的观念和思想，而且通过“新仁学”的思考，揭示了东西方人权思想的同一性。
　　三、结语
　　哈佛大学的魏因勒卜（Lloyd L. Weinreb）教授指出：“尽管自然法是一个知识的问题，但归根结底它非常接近于信仰。总之，既然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么权利的哲学属于自然法这一原因也许值得我们注意。”[18]人类的权利历史表明，特别是近代以来，“人们具有了这样的共识，即作为最高的法则，自然法的意义在于它维护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由”。[19] 并且，“公道的观念必然包括那激励的神圣的仁爱这一成分，仁爱是使法律美备”。[20]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古典自然法学派及其在德国的“翻版”的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的理性主义法律观的基础上产生的。[21] 因此，研究和汲取自然法、特别是新自然法思想，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主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