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即使在双方同意的离婚诉讼中，相关的过错仍然可能会被归责，见下文的讨论。
此文1988年发表于《中国法制报》（转引自Palmer，1989：169）。
还有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法庭将一方按“过错方”处理的离婚协议，这种情况是因为其配偶有某种残疾（性无能）。这类案件中，法庭的一般立场是，提起离婚的健康方应对其有缺陷的配偶承担一定的责任。A县的抽样案件中有五个这样的例子。其中一个发生于1953年，一名男性要求解除与童养媳的婚约，后者从12岁起就住在他家。女方四年前因病接受治疗，医生诊断她没有生育能力。女方愿意解除婚约，但要求一定的经济照顾。经过法庭调解，男方同意给她一套棉衣，外加60,000元钱（当时的通货）（A, 1953-14）。
这并不是说法庭调解总是按照应有的方式来运作。由于积案上升，可以想象法庭会尽量用省时的方式解决纠纷，而调解是一件极其费时的方式。Woo（2003：101 n161）引证了一名诉讼当事人对法庭草率结案的抱怨。
来自荷兰的实例可以很好地说明调解的这些特征（有关荷兰近年来的调解的材料和数据比较精确）（DE Roo and Jagtenberg, 2002）。参看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欧洲家庭调解原则”（1998）。
据Tang Houzhi（唐厚志），开始使用法庭调解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香港、匈牙利、印度、日本和韩国（Tang, 1996）。参看 Chodosh, 1999；Schneider, 2003.
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建筑纠纷通常是要按照非诉讼模式仲裁处理；因此人们可能会设想，解决的方式应该是协商性的，必定不同于常规法庭上的情况。然而实际上，争议双方通常都必须尽一切努力使自己在竞争中最终成为“优势方（prevailing party）”。所谓“优势方”，指的是经
仲裁法庭审查完所有的主张和反主张之后，比对方拥有更多合法主张的一方，哪怕仅多一元钱（双方因此会尽一切可能提出许许多多，哪怕是拟造的主张）。对方即“败方”，必须承担全部的法庭费用和律师费，总的费用可能会高达数万元，甚至大大超过争议标的本身。这种制度鼓励一种不胜即败的对抗精神（那些以这类纠纷为生的老练律师们也增强了其中的对抗性），即使有时候争议双方都希望达成妥协。在一种以对抗制为底蕴的法律文化中，那种强调通过妥协解决纠纷的“替代性”模式不可能取得很大的进展（以上引自对洛杉矶Moss, Levitt & Mandell 律师事务所的建筑纠纷专家Rodney Moss 律师的访谈，2004年6月28日）。
例如，荷兰调解协会2002年共有2,000多名合格的调解人登记在册；但从1996年到2001年，五年间 仅有1,222宗调解案发起于该协会（DE Roo and Jagtenberg, 2002: 130）。
] 有关 ADR在美国的发展概况，见 Subrin and Woo, 2006: Chapter 10；英国的相关情况，见 Mackie, 1996。
【参考文献】访谈
访谈由我和Kathryn Bernhardt （白凯）分别进行。访谈地点为松江县、华阳镇和华阳桥村（甘露村）；日期为1990年9月17-26日，1991年9月13-17日17 ，1993年9月6-10日；在上午9-12时和下午2-5时进行访谈。本文中访谈材料引作INT、年份和编号（如：INT90-6）。Kathryn Bernhardt的访谈材料在年号之后加上了她的姓名首字母（如：INT91-KB: 2）。
案件档案
A县案件档案引作A、年份及我本人安排的编号，1953、1965、1977、1988和1989年每年各有40个案例，分两批获得，第一批20个案例分别编为1-20号，第二批编为01-020号（比如，A, 1953-20; A, 1965-015）。A县档案有法院自己的按年份和结案日期顺序的编号。但我避免使用法院的编号，同时略去了当事人的姓名，因为最近的档案还需保密。
B县案件档案引作B、年份及我本人安排的编号，1953、1965、1977、1988和1989年每年各20个案例，分别编为1-20号，1995年有40个案例，编为1-40号。
民国时期顺义县的案件档案引作：档案馆的分类号、卷号、年月日号（如：顺义 3:478, 1931.5.6 [土地 22]）。方括号内的项目是我本人的归档号，按案件类型编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