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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中国的历史悠久漫长，其间最缺乏的就是公正。小人得志，良善遭殃，黑白颠倒，蔽美称恶，差不多已经成了必然规律。五千年来，那被湮没了的、牺牲者们的声音正不知凡几，是否也应该重加编织呢？或谓一部二十五史，不知从何说起。可这最近百余年的历史，也未免声音太过单调了些吧，该否重新梳理一番呢？
在西方，汉娜·阿伦特曾指出：极权主义致力于撒谎、恐怖及屠戮大众的事业；本雅明也说过：重视胜者、统治者的“文化财富”实在只是胜者的战利品，“无恐怖，则无可思议”其所由来。[16]同样的，在东方，千余年前的宋儒也说过：“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17]三百多年前的黄宗羲更指出“后之为人君者……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18]
真是不谋而合！如此说来，古今中外的所谓正统的历史叙事大都不过是胜利者们的家谱。牺牲者们的声音总归是听不到的，即或听到，也是断断续续、模糊不清。纵然那胜利者中有个智愚贤不肖之别，仍不过是“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以至于道之不明、不行，“民散久矣”。本书下编的第五、六、七三章或许能为我们重新编织起那断续不清的声音提供一些理论佐助。
重构叙事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我们长期奉为神明的科学分析方法自身的缺陷。作者指出，现代性的一个中心成就在于以科学理论作为我们的基准模式来理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并用以取代诸如史诗、圣经等经典叙事。然而，那种在自然科学中奏效的解释模式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们我们想要知道的关于人类的事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现代主义的困窘。
早在鲁本写作本书的数十年以前，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也提出过类似的见解：“迄今为止，我们是用现代自然科学里的古典学派的方法来探索文明起源的积极因素。我们一直是运用抽象的概念去思想，而且使用无生物来进行试验——种族和环境。现在这种办法既然是毫无结果，我们就该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们的失败是否是由于方法上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当同样地警惕，不要在研究活生生的人类的历史思想时，采用专门研究无生物的自然界的科学方法。在我们最后一次努力解开这个哑谜的时候，且让我们另走一条道路，遵循柏拉图的方向。且让我们暂时闭起眼睛不看科学的公式，以便能让我们听得见神话的言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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