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做法则从“彩票”是否具备书面凭证形式入手，分析了
《解释》第
六条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认定标准：一是看行为人有否违反国家规定；二要看行为人有否采用销售、发行形式；三是看行为人有否采用“彩票”这种特定的书面凭证形式。⑹依该论者的观点，如果该三项条件都具备了，就以非法经营罪认定；反之，如果只具备了第一、二条件，但不满足第三个书面条件，就以赌博罪认定。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彩票既包括凭证式的也包括无凭证的，依此可以与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相适应，并认为这是对对传统彩票概念的突破。⑺
二、假设的提出
对于“六合彩”刑事案件认定上的分歧，笔者提出自己的假设：采取折中的做法，即在具体的不同条件下，认定不同的罪。而这种条件是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法益侵害种类和法益所体现价值的高低不同。即当它侵害了社会管理秩序法益，但不致于严重侵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法益，以赌博罪加以认定；当它严重侵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法益（当然，同时它也会侵害社会管理秩序法益），则以非法经营罪加以认定。
三、假设的论证
⒈从两罪的刑罚起点可以得出，立法者认为二者的所体现的法益价值高度不同，且非法经营罪的高于赌博罪。
⒉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的行为，其主要侵害的是公共安全法益，但是但从低层次的法益层面考虑，其行为必定也侵害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罪章节所要保护的法益。依此类推，
刑法各章所体现的法益价值可能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据此，笔者认为，在“六合彩”刑事案件中，赌博罪和非法经营罪就存在这样的法益价值的连续性。
⒊相关的司法解释解读中，“非法发行、销售“六合彩”等彩票，利用的是人们博彩暴富的赌博心理，与一般的赌博行为有共同特点，但其主要侵害的是国家对彩票的管理，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社会危害性更大。对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构成犯罪的，应当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⑻对此，笔者认为非法发行、销售“六合彩”等行为如果不具备“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的性质，但具备了“扰乱社会管理秩序”性质的，则应以赌博罪认定之。通过这样的反面推理，也能印证论证2的法益价值的连续性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