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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法系母法的中国法，虽然自唐宋以来内部已有了收缩的趋势，但并没有中断自身的连续性。一直到公元19世纪中期，先是西方列强后来是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确立了他们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后，中国自古以来的司法主权即部分丧失，中华法系在本土受到重创。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华法系的子法已全然解体的情况下，清廷迫于压力正式“变法修律”。尽管晚清“变法修律”是学习西方的，但实际情况是，从1900年清廷颁布“变法修律”的谕旨开始，到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经过反反复复的寻觅，最终还是选定了日本作为引进西方法律文化的模范国，因此可以说晚清中国是继受了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13] 就东亚法在近代的变革来说，这是西法东进的第二期。随着这一期的展开，作为中华法系母法的中国法整体瓦解。[14] 至此，东亚曾经共有的中华法系不再有实体的存在，而是被作为具有法律文化传统和遗产意义的历史性法系对待。
四，现今没有法系意义上的东亚法
自西法东进引起中华法系解体以来，东亚地区迄今还没有出现法系意义上的东亚法。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有必要先了解西法东进以来东亚地区法律的变迁与现状。[15] 如前所述，明治维新后日本法制近代化，它从模仿欧陆法开始到二战后受美国法影响至今，体系上已被纳入移植的西方法系。韩国独立前后法制的近代化（开化），从受日本近代法支配到接受（受容）欧美法，体系上也被纳入了移植的西方法系。北朝鲜独立后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法制影响，被纳入社会主义法系。中国自清末至中华民国的法制近代化，经历了从模仿日本到受欧美影响的过程，虽建有“六法全书”体系，实则还是被纳入了移植的西方法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法制影响，因此，中国大陆的法制又被纳入了社会主义法系。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大陆尝试放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法制，但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陆的法制遭到了毁弃。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重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经过了这么多的反复与变迁，我们对现今中国大陆法，在体系上既不能简单地将它归之于移植的西方法系，也不能视同于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法。在某种程度上，它已是一个将中国自身、西方和社会主义诸要素混为一体的新法律体系。越南独立前为法国殖民地，国家法体系同样被纳入移植的西方法系。越南独立和统一后法制一度受苏联模式影响，又被纳入社会主义法系。上世纪八十年代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开始建设有它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法制，其情形类于目前的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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